浴室门突然被敲响，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声里我听到斯蒂夫大声报告：“中国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叫个‘Gao shin jin’。”

    我能想象，他是从NBC晨间电视新闻前直跳起来的，到处找我来着。

    我继续在水下，平静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看着在镜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张小条。小条上急抄着同一个消息。从新闻得来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错了，而抢在第一时间出手的报导太匆忙了，名字走调不说，居然说高现住美国。

    收音机里NPR在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公共电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汉学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北京夜话”；是他把方励之带到美国大使馆宴会上，引出布什的极端不满，说不定，也为方先生后来避难美国使馆提供了思路；我曾经参与写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国》，和他有过个人交谈。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场是很温和的，一口山东腔的流利中文，颇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国之音里学中国的出租汽车司机，跟像相声似的，听的中文部编辑大为赞叹。六四之后，他从中国逃出来，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楼梯上相遇，他掏出学术主席的名片，划掉了头衔，匆匆写下一个临时寄居的电话。那画面极有逃难味道。

    听起来温和的林培瑞显然还在震惊之中。落到林式句子里是委婉着说，高本不在首选视线。（可以猜想他眼界里的首选），林背诵高行健的创作成绩：话剧车站，长篇小说。记者问他，高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情况，他描述说，也就是近一年，高两个作品才有英语小出版。林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艺术性的，是有社会批判性的，而中国大陆对艺术性的社会批判作品不能见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转着，学究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得诺贝尔奖，这会使中国作家更多地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线。而中国作家长期不能获奖的原因，他认为和翻译有关。我听着心想，美国汉学界那几位腕儿t，Orville Schell，Jeffrey Kinkley，听了不知该怎么想？扩大着再想，诺贝尔这回让在美国的国际中文评论腕儿，比如王德威，郑树森什么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儿们都有点找不到北？都在找词调整说法？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照直说有点想不通？而中国究竟怎么对待这个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作品在中国被禁止”的中国作家？怎么对待诺贝尔的选择？

    让我真正生感慨的却是，放眼浮华文学世界，谁会知道，在边角北欧，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安静地握着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

    而这个人给香港《明报》的评论新诺贝尔得主的文章早在几天之前就写好了。

    这人叫陈迈平。是《今天》杂志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瑞典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个孩子，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也是翻译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学究气，曾经有机会到中国作文化参赞，而迈平被中国大使馆打了小报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机会转给别人，一时间，成为瑞典媒体现场连续直播的新闻，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来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迈平是中央戏剧学院时候的同学。我念导演本科，他是研究生，专攻莎士比亚。今年三月，我到瑞典开会，他带着我逛大街。说起学院的旧日风景。并且才发现，在学院的时候彼此话并不这么多。他说，他现在敢说了，觉得我当时很孤傲，不敢跟我说话，而我说，我觉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说话。

    迈平穿着件暗绿色风衣，晃着一把极长的伞，提着教书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结冰的斯德格尔摩街边摇晃着，慢声慢气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