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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访谈节录
    作者:陈军

    曹溪整理

    编者按: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下是其好友陈军与其的一次长谈。

    陈:我想通过这个采访试图勾划在我们这一、两代人中,我们将来会为后人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指的是各个涵意上的,从理念、人生的经验、艺术的创作,甚至包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看法和个人体验。因此,我基本上想问的是这样一类的问题,即在你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哪些事情给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现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谊中的背叛。这些东西作为你人生的转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比如你现在回忆童年的话, 你是怎样渡过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个很梦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产党要想建立一个新中国,一切都要个新的社会,要埋葬旧的社会。可是我是从那个社会来的。1949年我十岁,我是40年生的,我曾经一度是相信我是长在红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经验。现在想起来, 那段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陈:你的家乡在哪里呢?

    高: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正在逃难,正是抗战时期。我生在赣南,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银行工作,算是公职人员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幸亏有这么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种大集体呀,祖国呀,红旗下长大的。后来我一直忘掉了这一段。我们整个那一段的教育过程就是让你忘掉它,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要埋葬那个旧社会,一个大家耳濡目染的旧社会的苦难。可是我却没有看见多少苦难。那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

    陈:你从哪里逃到哪里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难中出生的,那是飞机轰炸下的赣州。这段我在小说里写到过。赣州当时是蒋经国在那,算是个治理得模范的地方了。蒋经国当时算是国民党内的清官,还算是治理的不错。当时日本人到那里就停住了。后来他们开始袭击,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记忆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赣南。日本人到哪,我们银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难对我童年残存的记忆来讲是个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没有感觉战争的那种恐怖。唯一对战争的恐怖记忆就是飞机轰炸。然后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还留在银行里,后来就失业了。后来他当过记者,又到私人的银行里干过,轮船公司也干过。尽管我父亲常常失业,但我们家生活还是满优越的。我父母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个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还赶上了旧生活的尾巴,但是这个旧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是美好的。

    陈:你在十岁以前,如果有过教育的话, 是个什么样的教育呢?

    高: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温暖的。我们家的这种家庭到了新社会以后就消失了,那种人的关系也消失了。那时候,一切都显得温文尔雅。我父亲来的朋友谈吐文雅,西装革履的;我母亲爱的也是教会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了。父、母亲家以前也是个大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是他们身上那种遗风尚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唱什么西方歌曲了,什么弹钢琴了,唱歌剧了。太太们留学回来以后拿着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同乐会。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岁,我妈叫我排个节目,让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亲当时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后来跟我父亲结婚后,出于政治原因,我父亲不让她搞政治,因为太危险。当时的抗战剧团,国民党也不太喜欢。后来我母亲回忆起来猜测,她们剧团的外围有共产党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会的。

    陈:我妈妈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为当时参加了抗战的演出团并写文章,后来在1956年时被抓起来,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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