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小妹那时候只有八、九岁，还在上小学。她拉着我们俩的手，拖我们进去。正凡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对她说：“同你妈妈说，我们改天再来吧。谢谢伯母了！”

    小妹撒娇地说：“干嘛不进来？”

    正凡向我们挥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