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们沉默良久。当时他突然说，要知道桌上的这瓶墨水并非蓝色。融说，更确切，是墨蓝。可说他，大家看到这颜色通常都说是蓝的，或墨蓝，也就约定俗成，给个共同的名称，其实各人看到的颜色未必”样。融说不，不管你我怎麽看，那颜色总不变。他说颜色固然不变，可各人眼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同样的，谁也无法知道。融说那总得有个说法。他说沟通的不过是蓝色或墨蓝这个词，其实同一个词背後要传达的视觉并不一样。融问那这瓶里的墨水究竟甚麽颜色？他说谁知道？融沉默了一会，说这让他有点害怕。

    下午的阳光黄橙橙射到房里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质纹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连阳光照射的这实实在在的地板也变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这样真实，不免也怀疑起来。人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存在全凭个人的感觉，人一死这世界也就浑浑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麽，活著还有甚麽确定的意义？

    他上大学之後，融在农村修小水电站，当了个技术员，还相互通信，这种讨论继续了好一段时间。这种认知竟动摇了他们在学校得到的教育，同为人民服务建设一个新世界那确定无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於是惧怕生命消失，所谓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负都仿佛失去著落。现如今，却连活下去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他敲了半个多小时县城邮电所的门，临街几个窗子都敲遍了，终於亮灯，有人起来开门。他说是从干校来的，有公文要发重报。写电文时也很费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根据有关下放人员的文件规定，又要让他这位多年断了联系的同学懂得事情急迫，尽快给他找个能落户的公社，并火速电覆一个接受他当农民的公文，又别引起这邮电所发报人对他的怀疑。

    回去的路上，经过只有几间简易平房的火车站，灯光昏黄，照著空寂的站台。两个月前，军代表指派他和十多个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来车站接应他们机关新下来的大批职工、干部和家属，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幸免，整整一趟专列几十个车厢，站台上卸满了铺盖卷，箱子、桌椅、衣柜之类的各色家具，还有腌咸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难。军代表叫做

    “战备疏散”，黑龙江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把京城的火药味弄得浓浓的，连干校也传达了林副统帅签署的

    “一号战备动员令”。

    一口大缸搬下车来磕裂了，腌卤流了出来，到处弥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机关看後院大门的老头，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骂，不知骂的谁，也没人阻止，总归他一冬的咸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当前，寒风中裹住围巾缩个脑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听候点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去。脸蛋冻得紫红的孩子在大人身边呜咽，也不敢放声哭闹。

    好几个公社动员来的三百多套大车堵塞在站台外，骡马喷鼻嘶呜，空中鞭子直响，比农村集市还热闹。农民们不是捏著事先分发的纸条子站在大车上吆喝，便挤来窜去，叫号领人。一辆小汽车卡在骡马车之间进退两难，领章帽徽鲜红的宋代表披件军大衣终於从车里出来了，上了站台，登上个木箱子，指东划西。领导干校的宋代表号兵出身，革命资历算不了甚麽，可也算驰战过疆场，却指挥不动这帮农民的大车，越弄越乱。

    从中午到天黑，人总算一车一车领走了，站台上依然到处堆的没能拉走的家具和木箱。他和几个哥们由军代表指定留下来看守。别人都到车站的候车室去避风，他一个人用木箱和衣柜垒起个挡风处，又买了瓶烧酒和两个掺了玉米面冻得硬梆梆的馒头，钻进盖上帆布的角落里，望著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样，借住到村里农家。横竖是种地，多少也可以有间土屋，脱离人盯人的集体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