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後的政治学习每人搁本一毛选一在桌上，翻翻报纸，装模做样熬过两个小时便嘻嘻哈哈散场回家，这革命尚在党中央高层翻腾，还没落到众人头上。政治部的干事来办公室通知留下开职工大会，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又耗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集中。处长老刘咧嘴叼个菸斗，一回又一回往菸斗里按菸丝，人问还得抽几锅？老刘笑而不答，但看得出来、心思沉重。老刘平时不怎么摆官架子，众人又因为他也贴了党委的大字报，同他更加近乎，有人说跟老刘走不会错的，他立刻举起菸斗，纠正道：

    “得跟毛主席走！”众人都笑，到此时为止，恐怕还没有谁愿意这阶级斗争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间爆发。再说老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论资排辈，他处长办公室里带扶手的皮圈椅，不是谁都可以坐得上。室内散发菸斗丝带可可味的芳香，气氛依然一片轻松。

    这後半夜，政工干部和那些稳重不曾表态的党支部书记们便分别坐镇各个办公室，每人挨个转了一圈，检讨的、忏悔的，要哭的也哭过了，随後进入相互揭发。做公文收发的黄老大姐在他之前发弓口！她丈夫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差，遗弃了她，带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老大大说是党让她新生，唏嘘不已，掏出手绢，直擦眼泪鼻涕，真吓哭了。他没哭，可脊背、心冒汗，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进大学的那年，他才十七岁，还差不多是个孩子，列席过一次对高年级右派学生的斗争会。他们新生分坐在阶梯大教室的前排地上，算是入学政治教育的洗礼。点到名字的右派学生便站起来到阶梯下，面对大家弯腰低头，额头和鼻子上汗珠直冒，又掺和了鼻涕和眼泪，跟前地上都滴湿了，那副老实可怜的样子活像落水的狗。上讲台的发言口人都是同学上个个慷慨陈词列举他们的反党罪行。後来在大饭厅里，不知从甚至时候起，这些不吭声专找没人的饭桌匆匆吃完就走的右派学生都不见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们，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劳改这词他直到大学毕业还不曾听过，仿佛也属於语言禁忌，不可以提及。他不知道他父亲当年怎么做的检查，尔後去农村劳改，也只隐隐约约听他母亲含糊说过一句。那时他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了，是他母亲在信里提了一句，说的是

    “劳动锻链”。又过了一年，暑假他回家时，父亲已经从农村回来，恢复了工作，擦了个右派分子的边。这事父母一直瞒著他，直到文革时他问到他父亲，才知道是他老革命的表伯父干预了，他父亲那单位打的右派又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的百分比，分子的帽子他父亲才没戴上，只降了工资，记入档案。他父亲的问题是写了张一百来字的黑板报稿子，也是党号召知无不言口，看口无不尽！帮党改进工作作风，

    “呜放”出来的。当时又何从知道这叫

    “引蛇出洞”。

    他居然同他爸九年前一样，也上了这圈套。诚然，他只是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毛主席的号召，一人民日报一上印的黑体字。他是上班时楼下大厅有人在张贴大字报，徵集签名，他也就提笔一挥，把名给签上了。他不知道这反党的大字报怎麽策划的，以及写大字报的人的政治野、心。他无可揭发，可他必须承认这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别有用、心，他签了名也就迷失方向，丧失了阶级立场。其实，他并不清楚他究竟属於哪个阶级，总归算不得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清楚的立场，不在这张大字报也会在另一张类似的大字报上签名，他就是这样检查的，无疑犯了政治错误，从此也要记入他的档案，他个人的历史不再清白了。

    那之前，他还真没想到过反党，他不需要反对谁，只希望人别打搅他的梦想。那一夜却令他惊醒，看见了他险恶的处境。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政治风险中，还能保存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