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路过上海，在火车站排着龙蛇长阵的售票处截到了一张去北京的特快车的退票，一个多小时之后便坐上了火车，十分庆幸。这庞大而拥挤的千万人的都市对我已没有什么意思，我想看的我那位远房伯父比我父亲死得更早，他们都没能活到光荣告老。

    那条穿过市区乌黑的吴淞江成天散发恶臭，鱼鳖都死绝了，真不明白这城市里的人怎么活得下去？连日常饮用的处理过的自来水总是浑黄的且不说，还一股消毒药品氯气味，看来这人比鱼虾更有耐性。

    长江口我以前去过，除了浩荡浑黄的波涛上浮游的不怕生锈的钢铁货轮，就是被浊浪冲刷的长满芦苇的泥岸。水里的泥沙还在沉积，直到有一天把这东海也变成漫无边际的沙洲。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长江水无论晴天雨天还是清澄。岸边的鱼摊从早起到傍晚都摆着比小孩还长的鱼，斩开分段来卖。我去了沿江许许多多的口岸，别说再也没见到这么大的鱼，连鱼摊都难得碰上。只在三峡出口前的万县，石砌的三四十公尺高的堤岸，见到过几个鱼摊，竹箩筐里全是尺寸长的小毛鱼，早先只作为猫食。那时候，我总爱站在江边的码头上，看人从是船上下铁的滚钓，鱼出水当口，那一番紧张，活脱鱼同人的搏斗。如今光长江规划办公室这么个机构就有上万人在那里规划，他们的一个什么处下的什么科里的接待我的一位科员，等他领导走开，私下里告诉我，这江里上百种淡水鱼已濒临绝迹。

    也就在那万县夜泊时，望着岸上的一片灯光，轮船上的大副同我在甲板上抽烟聊天，说他就躲在那驾驶舱里，目睹了文革武斗时一场大屠杀，杀的当然是人而不是鱼。三个人一串，用铁丝拴住手腕，统统被扫射的机枪赶下江去。只要一个被撩倒，这一串全拖进水里，像鱼上钩一样，劈劈拍拍一阵子挣扎，然后，像一条条死狗随江水漂去。可奇怪的是，人越杀越多，鱼越捕越少，要倒过来呢？该有多好。

    人和鱼倒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大鱼和大人弄得都没有了，足见这世界并不为他们而设。

    我这远房的伯父恐怕是大人中最后的一个，我讲的不是大人物，那什么时候都济济满堂，只要有庆典，只要有宴会。我说的大人是我敬仰的人。我敬仰的我这位伯父打错了针药，本来住院只是肺炎，一针下去，只两个小时，便进了太平间。我听说过医院里杀人的事，总不愿相信他死得也这么惨。我就在那大动乱之中，最后一次见他，也是他第一次同我这毛头小伙子，说的是当时，正经谈起文学与政治。这之前，他只哄过我玩。他喉音深沉，能用世界语唱quot;国际歌quot;，还带点哮端。他年纪不大就有这毛病，说是战争时期烟草的代用品抽多了的缘故。他说战地弄不到烟叶子的时候，烟瘾上来了，什么都能抽，比如把白菜和棉花叶子烘乾了，也能抽上几口，人不论到哪种境地，都想得出办法。

    他也总有办法逗小孩子开心。我大概是同我母亲赌气，绝食对抗，她为我盛上的鸡汤热面我故意凉着就是不吃，那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我人小也有人的尊严，弓绷在弦上，正僵持不下，眼看我母亲就要发火，等着我的只能是出丑。我这伯父拉我便走，领我上大街买冰淇淋去了。

    街上刚下过暴雨，水流成河。他了军人的大皮鞋，挽起裤脚，涉水领我进了一家冷饮店，我足足吃了整整两大块雪糕，之后再也没有一次吃过那么多冷食。回到家里，我母亲见他拎着皮鞋那副狼狈样，也就笑了，我同我母亲之间的冷战便宣告结束。他，我这位伯父，才真正具有大人的风度。

    他的父亲，更早已死于吃鸦片玩女人，是个买办资本家。当时给他几千银元，要他去美国留洋，不让他再卷入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却分文不要，偷跑到江西，参加新四军抗战救亡去了。

    他说他在皖南山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