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缴械。

    张宗昌只身回到北京，而冯国璋已经任满下台；他的唯一靠山也靠不住了。

    不过张宗昌亦非全无收获，第一是到陆军部清算军饷，领到了廿几万元的现款；第二是结识了一个朋友，陆大出身的许琨，颇为投缘；此人在曹锟的军官教育团中当教官，愿意介绍张宗昌投靠曹锟。

    其时曹锟的官衔是直鲁豫巡间使，由于形同儿戏的三天直皖战争，段祺瑞搞得灰头土脸，而直系声威大振，曹锟俨如北洋军阀的领袖，在保定盖了一座大花园，题名“光园”，据说是因仰慕戚继光而命名。这年在光园做寿，贺客云集，寿礼摆满了数座厅堂，其中最出色的是一堂赤金打造的“八仙”，即是张宗昌所送的。

    由于这份重礼，加上许琨的活动，曹锟愿从段祺瑞的“边防军”投降以后，缴获的军械中，拨给张宗昌一部分，让他成立一个师。但有枪无人，迟迟未领；事为吴佩孚所知，坚决反对。

    原来，吴佩孚籍隶山东蓬莱，与张宗昌算是小同乡，深知其少年无赖，又因为张宗昌的亲娘，改嫁的是个吹鼓手，如此寒微的家世，秀才出身，以儒将自命、关公自期的吴佩孚，耻与为伍。因为如此，曹锟想给张宗昌任何名义，皆以吴佩孚的作梗而不成。

    见此光景，许琨觉得很对不起张宗昌，“效坤，”他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奉军自从败给直军后，张老帅发誓报仇，正在招兵买马，咱们不如出关；将来跟奉军回来，打吴子玉这个龟孙！”

    于是相偕到了天津，果然气象不凡；张作霖整军经武，真可说是规模宏远，可是张作霖虽有意延揽张宗昌，却作不得主。

    原来，奉军分为新旧两派。

    旧派的主要人物，也是当初帮张作霖打天下的一班好汉，包括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人。

    新派奉“少帅”张学良为领袖。但“老帅”所最信任的的是杨宇霆，此人是沈阳附近的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八期出身，为人精明强干，自从继张作相为奉军统帅部的总参议后、吸收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邢士廉等等这一班来自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或者曾经留学的少壮人物，构成了新派。

    前一年的直奉战争，旧派部队，溃不成军；新派则虽败未溃，尤其是直军乘胜追击，气势如虹，亏得新派中的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石门塞，浴血苦战，全团伤亡极重，团长阵亡，终于使得奉军稳住阵脚。

    这一场战役下来，不独张作霖认为要报仇雪耻，非倚重新派不可；即令旧派，亦不能不服新派甘愿接受指导。

    新派获得张作霖的充分授权，负责重建奉军，特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名义上由孙烈臣担任统监，但负实际责任的是三个人：副监姜登选、参谋长张学良，以及张学良的灵魂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辰，沈阳东乡人，陆大出身，先在奉天督军署当参谋，由于跟杨宇霆意见不合而引去；民国八年复回奉天，在东三省讲武堂担任战术教官。学生中有一个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的第二团团长就是张学良。

    年方二十岁的张学良，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听了郭松龄的课，倾倒备至；同时，郭松龄处事认真负责，讲求纪律，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看惯了凡事只凭老帅一句话，只以老帅的喜恶为转移的杨宇霆等人的张学良眼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因而结成亦师亦友的僚属的深厚关系。及至张学良在讲武堂毕业后，升任卫队旅旅长，即以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

    民国九年奉军第二次扩编，卫队旅改为第三混成旅。人事依旧。

    第二年五月张作霖兼蒙疆经略使，计划征蒙，东三省藉机作第三次扩编，成立第八、第九、第十、三个混成旅，郭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