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quot;划清界限quot;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quot;文革quot;，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quot;自夸典型quot;，不叫我加入quot;样板团quot;。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quot;给出路政策quot;，当然必需quot;控制使用quot;。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quot;红绸舞quot;，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