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quot;粗四清quot;，也叫quot;粗线条四清quot;，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quot;文革quot;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quot;文革quot;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quot;文革quot;，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quot;下乡知识青年quot;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quot;曲线思维quot;，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quot;为什么？quot;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