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quot;你爱人死了?quot;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quot;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quot;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quot;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quot;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呵。

    大哥说：quot;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quot;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谈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quot;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quot;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quot;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quot;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quot;叛徒quot;，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