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红梅从她随手携带、有备无患的坤包里，抓出一把红豆递给边鼓，说我们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口袋红豆。边鼓双手接过红豆，说这就是王维诗里写过的红豆？牛红梅点点头。边鼓说这就是用来表示爱情的红豆？牛红梅又点了点头。我们以为他拿到红豆后，会知趣地走开，谁知他又以红豆为话题，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牛红梅房间后，我们累得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边鼓带我们去颐和园。我们爬了佛香阁，荡了昆明湖上的舟，晚上回到宾馆，边鼓去找苏超光。苏超光还没回来。我对边鼓说，他怎么能够这样？把我们骗到了北京，自己却溜了。边鼓不停地搓着他的手掌，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得听导演的。你们再耐心等一等，或许明天他就回来了。如果他不回来，我陪你们去游长城怎样？边鼓用讨好的口气征求牛红梅的意见。牛红梅说你问我弟弟。我说他再不回北京，我们也不玩了，我们回去。边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拍脑袋，一会儿摸下巴，说怎么能够这样呢？你们刚来就想走，连长城和故宫都还没有玩，怎么就想走了？

    第三天，牛红梅早早就起床了，把口袋里的红豆散发给宾馆的服务员。那些年轻的服务员抓住红豆，就像抓着爱情那么兴奋。我听到边鼓的敲门声，故意没开门。他叫服务员打开房门，走进来，掀开我的被子，说快起床，我带你们去找苏超光。

    我们跟着边鼓出了宾馆，进了电影制片厂，左拐10米，再右拐20米，再往前走30米，来到一排低矮的房屋前。边鼓指着一扇破烂的门板说，这就是苏超光的宿舍。边鼓拍了一下门板，同时叫了一声苏超光，屋里没有任何声音。我们估计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声音，边鼓只是拍给我们看一看，以此证明苏超光真的不在北京。边鼓抬起右脚，开始踢门板，他每踢一下，就骂一声他妈的苏超光。门板摇摇晃晃，差不多被他踢破了，一些粉尘和朽木脱落到他的皮鞋上。我说走吧。边鼓说他真的不在，我们与其在这里踢门，还不如去逛一逛天安门，去逛一逛故宫。

    这天晚上，边鼓拿着苏超光发自青岛的一份电报给我们看。苏超光说他们摄制组已被导演拉到了青岛，为了赶镜头，他恐怕一两天还回不来，特委托边鼓照顾好我们，并保证在春节前赶回北京。我们只好听边鼓的。去长城游玩的那天，牛红梅忘了穿棉衣。出门时谁都没注意，一直上了旅游车，边鼓才呀地叫了一声，说牛红梅你怎么没穿棉衣？牛红梅也是这时才发现自己没穿棉衣，她望了望车窗外的雪花，再看看自己的身子，说不冷，我一点也不觉得冷，哎？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冷。也是从这一天起，我才知道牛红梅不怕冷，她穿着一件薄毛衣在八达岭的长城上走来走去，没一点冷的感觉。她甚至扒开砖头上的雪花，去辨认砖头上的字，去看谁谁到此一游了。

    游完长城，边鼓又接到苏超光的一份电报，说他们摄制组已飞到上海，希望我们玩得开心。再过一天，苏超光又来一份电报，说他们已飞到福州，恐怕要在福州过春节了。他让边鼓为我们买了两张返程的火车票，打算在福州拍摄完毕后，即赶到南宁与我们见面。我和牛红梅要在北京过春节的想法就此破灭。边鼓想尽办法用高价为我们买了两张卧铺，坚持要送我们上火车。我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当然也骂苏超光不是个东西，是大骗子，狼心狗肺。边鼓说骂得好，苏超光他不是个东西。

    临上火车时，牛红梅把她口袋里的红豆全部倒到垃圾桶，说南宁有的是红豆，我不可能再把它们背回去。边鼓放好我们的行李包，把车票交给我们，便下了火车。他站在车窗外，跟我和牛红梅说话。我看了看手表，火车要30分钟后才开。我说你回吧，天气怪冷的。他双手抱在胸前，双脚跺了跺，说没什么，我陪你们说一说话。我一时找不到话说，该说的话也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