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来自北京的信件充满好感，认为那里的人品质优良，诚实可信。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北京一直当作我的心脏，它供给我血液和思想。但是没有北京的应征者给牛红梅写信，他们的条件大都优越，不屑于在报纸上寻找配偶。只要北京的男人们一招手，天下的美女都会拥进京城。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和遐想中，我终于盼来了四封来自北京的求爱信。

    第一封信的主人寻问牛红梅是不是处女？第二封信的主人抄袭了当时极其流行的一首情诗。第三封信的主人说冬天快到了，你能不能为我织一件毛衣？一直到第四封信的出现，我才为牛红梅看到了希望。

    第四封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信人姓苏，名超光。他说他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摄像师，每月工资收入千元，父亲是高干，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他是独子，现跟父母居住。如果牛红梅同意，他可以南下见面。如果牛红梅想去北京，他可以提供飞机票。如果双方的感情能够按他的愿望往下发展，牛红梅调进北京不成问题。如果……来信一口气写了十几个如果。我把来信向牛红梅宣读，牛红梅用棉球塞住耳朵。我把照片拿给她看，她的眼睛连缝都不留。最后，我把照片和来信贴到她卧室的门板上，相信她会被来信和照片打动。

    在我回艺术学院的日子，牛红梅详细地阅读了那封贴在门板上的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态度异常坚决的牛红梅开始跟那位姓苏的摄像师通信。她把苏超光的来信锁在抽屉，剪下几丝头发寄给苏超光。高兴时，她偶尔说两句苏超光，说苏超光曾给中国当时较红的几个影星摄过像，是几部著名影片的摄像师。牛红梅似乎已经坠入情网，把跟苏超光通信当作那个时期的一大乐事。他们在信里商量约会时间，但牛红梅编造各种理由，把约会的时间一推再推。她决定去北京之前，先跟杨春光办妥离婚手续。

    接到牛红梅的电报后，杨春光坐飞机回到南宁，他把一只大皮箱丢在客厅，便到卫生间洗澡。牛红梅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迎接他，餐桌上有白切鸡、白灼虾、酸甜排骨、红烧鱼，这一桌菜花掉了我姐姐一个月的伙食费。杨春光看着这一桌菜直拍巴掌，说好吃，真好吃，真他妈的好吃呀。他的赞叹声常常被大团大团的食物打断。看着他的吃相，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明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的人，倒像是专门从南京赶回来吃这一餐饭。

    吃饱喝足之后，杨春光打出两个响亮的饱嗝，拍拍肚皮，从皮箱里拿出一双女式皮鞋，递给牛红梅。牛红梅没有伸手。杨春光把皮鞋放到沙发上，这时他发现了堆在沙发角上的信件。他坐在沙发上读那些信，每读完一封，就把信纸放在腿上，用手掌抚平，整整齐齐地码着。他想把那些信件夹起来，就问牛红梅有没有夹子。牛红梅把一个黑夹子丢到沙发上，顺势坐下，跷起二郎腿。杨春光脱掉她的拖鞋，为她穿上新买的皮鞋，乘机捏了牛红梅一把。牛红梅的小腿往上一抬，皮鞋飞过电视和餐桌，落到对面的角落里。

    第二天早上，牛红梅穿着那双新买的皮鞋紧跟着杨春光出了家门。他们准备到兴宁区人民政府办离婚手续。由于路途不远，他们一致同意步行。在步行的过程中，他们还可以说一说话，脑子里倒一倒往事。他们刚走到长青巷口，牛红梅突然蹲了下来，对着路边的邮筒发出几声干呕。尽管她的嘴巴张开有乒乓球那么大，但她什么也没吐出来，好像一只失去水的鱼那样，嘴巴一张一合，什么也没有吐出来。杨春光把身子靠在邮筒上，说怎么了？牛红梅说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月经了。杨春光的身体像被谁戳了一下，说是不是怀孕了？牛红梅说怎么会呢？我又没跟男人睡过觉。杨春光发出一声冷笑，说走吧，快走吧，反正我们就要离婚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杨春光的步子迈得快，近乎是在小跑，总是跑出去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