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免得人们说你的闲话。

    小姨不明白地说，为什么？老王我们是战友，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把我从牢里救了出来，我不能连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我那样做可就太不讲情义了。再说，我和老王之间，我们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干嘛要躲开他？

    母亲说，你怎么就不懂，你这种经历，现在又是个独身女人，该要找多少闲话呀？

    小姨说，什么闲话？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呀，都折腾成这种样子了，还不学会保护自己，你是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

    小姨冷冷地笑了一下，说，我倒是很明白，我是太遭人说话了，好像我生下来，就该是人的一个话把子，任谁都可以拿我作谈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什么，他们把我说成什么样，我不明白的是，我要怎样去做人们才能满意，才能放过我呢？也许人们会给我一些提议，他们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要做成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可是我偏偏不那样做，我就是能做也不做，我又不是活给别人的，我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他们会拿石头来砸我。

    事实上，小姨并没有挨过任何人的砸，直到“文革”后期，她在我们那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着，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暴力侵袭。小姨她就像是那种学名叫做沙冬青的蒙古黄花木，花儿金黄地开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没有盐碱的侵害，没有沙暴来掩埋，枝叶葱郁，迎风招展。她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她抱以欣赏和尊敬的微笑，男人彬彬有礼地给她让路，女人惊讶万状地打量她柔韧的腰肢，孩子们扎撒着胳膊要她抱抱，惟独没有呼啸而来的石头。小姨她也许真的是蒙古黄花木，是那种如今惟一在荒漠沙区戈壁滩上残存着的常绿灌木，人们离着她太遥远，根本够不着她，人们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跑进荒漠戈壁去，走近她，朝她丢石头，人们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倒是小姨，她在明白过来她不可能再获得人们的了解和理解之后，以强硬的态度对付着人们。她一点也不想给人们面子，或者说在经历过太多类似的事件后，再也不想给人们面子了。她不管人们在背后说她什么，都表示出邈视。她的嘴角常常露出那种被称之为冷笑和轻蔑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断地出现，就把一些可能转化的机会全都给葬送掉了。这还不算，小姨她还强烈地反击一切公开说她坏话的人。就在那次那个姓查的剧团团长对她拍桌子时，她并没有老实巴交地等着党委书记出来主持正义，替她申冤。剧团团长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暖昧一点吗？小姨没等党委书记说话，就从她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冷冷地对剧团团长说，这是第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下一次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扇你的耳光。

    小姨最终把矛盾弄到文化局的党委中去了。

    文化局在小姨到来后，如遇甘霖，一下子就解决了久拖无望的地方戏戏院建筑资金问题。文化局欣喜万分，认为这件事小姨功不可没。他们很看重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他们要利用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办更多的事。他们不断地提出要求，请小姨与省里的王领导联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小姨很爽快，局里只要有要求，她都尽可能地去办。有时候王领导给办了，有时候王领导没给办，王领导没给办也不是为难小姨，而是那些事不太好办。小姨也是一个懂事的人，知道领导做得越大，问题遇到得越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做个官就能呼风唤雨，小姨也不勉强王领导，回到文化局，就给局里解释，话都直截了当说，有什么困难就说什么困难。局里也理解，也不失望，也不烦躁，也不责备小姨，过几天，再提出其他的问题，要小姨去找王领导。

    有一次，小姨为局里几个剧团下乡演出时的交通工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