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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十三年（1938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前夕，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战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轻易露面的天皇裕仁决定亲自主持会议，由此开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先河。此后凡是有关“圣战”进程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都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并由天皇本人亲自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同欧洲宪政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皇室是名义上的皇位制，即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实权，比如英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归议会，即使高贵的英国女皇也无权干政。然而日本宪法则规定，天皇不仅是国体象征，还是陆海空三军统帅，握有战争终裁权。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并非虚设，他的个人意志对于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无一不是得到天皇的亲自御批。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日本人所谓“议会制民主国家”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实质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权统治。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战场并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样“三个月解决战斗”，而是呈现出一种缓慢持久的胶着态势。天皇对此深感焦虑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贵的陛下常常为战事所忧夜不能寐，令众臣诚惶诚恐深感自责。当然这个被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当然是为日本怎样才能尽快实现侵略野心而忧心忡忡。

    在部分内阁大臣看来，战争迅速扩大的后果已经超过战争最初的设想，因为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解决支那（中国）问题的要领不是全面占领，而是逐步分化，中国版图实在太大，日本吞并中国无异于蛇吞象，因此对中国实施每一次军事打击的目的都不是表面占领——占领是徒劳的，而是肢解。通过反复肢解把中国分割成若干个互相独立并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国，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长远目的，就像日本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那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也许几十年，也许几代人，为此他们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应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迫使对方接受“华北自治”等多项苛刻条件。

    但是日本将军却没有耐性。

    军人的舞台在战场上，他们等不了几十年，甚至连几年也等不及，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为明日的辉煌和功勋将不属于今天的军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东海对面的广袤大陆，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东方帝国之梦。以陆、海军大臣为首的日本将领坚决反对和谈，他们极力渲染说，中国这头古老的大象已经病入膏肓，只需一记重锤就能将它送进坟墓。随着中国首都南京被占领，日本将军的野心空前膨胀，仿佛 “王道乐土”的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一样。既然前方将士浴血苦战高歌猛进，后方国民一致拥戴“圣战”，内阁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呢？将军们发出威胁，如果内阁企图实施谈判，军队首脑将集体辞职。

    尖锐的“战”、“和” 对立严重妨碍天皇的判断力。

    在御前会议上，文臣武将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令天皇裕仁绷紧脸缄口不语。当时有种说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饱受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的综合症折磨，使得君临万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头人。当然天皇是不能随便在群臣面前发表言论的，他的声音被称作“玉音”，要被宫内大臣记录下来，当作圣旨传谕四海。直到御前会议结束，掌玺大臣宣布天皇退朝，裕仁还是未开金口，不免让文武群臣深感疲惫和失望。但是天皇临出门时却意外地说话了，陛下的“玉音” 不是针对某人，甚至与御前会议无关，而是随口吟诵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