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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知青年代，我们就对毒品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一天有个缅甸山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臭得别人直捂鼻子，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竹背篓，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塑料纸包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林则徐时代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放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有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恶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去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