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瞭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信誉”，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对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撤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于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喳’，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