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亲，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而成了哑巴。但他神智并没有因血栓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断揉搓，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亲过早地过世，才演绎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撤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说了声：

    “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已地望着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大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的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神里，却闪出了泪光）。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