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小孩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薄，我干得却蛮有兴味。这引发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张校长，在一次教师周会上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尖子’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小说《远离》。“只是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大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天会被调走的！”

    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那时，党风纯正，青年人心灵洁白，没有“走后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报牌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这次调离。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小学有一架用旧风琴教音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泓一法师留下的：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

    我很惜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的风暴潮席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霾的冬季，我和我原来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被送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中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详见《走向混沌）第一部）。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 44岁、饱经沧桑发鬓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