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 “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