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