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我的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已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边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天：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会为你难受的。”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恶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的谈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么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实，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位张师傅——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们送行时，我有意回避开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撤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3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就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一个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能体察。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