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 —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 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