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