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

    “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