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特别我们处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 “副业”。尤其是我，昔日文学的职业本能，总在支持我不自觉地进行求索。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问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