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金蔷蔽）有欲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书为前苏联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个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蔽》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他俩面红耳赤；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

    “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他原来是个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杨春英头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们是对你负责，才问你这些问题的。据我们所知，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与社会上的摘帽右派，还不能等同看待。他们虽然摘了帽子，并非有实际意义上的公民权，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你讲清楚。现在你改变决定，还不算晚。”

    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杨春英手上的那支笔，还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她作出了超越那个年代的选择，被我的同类们称之为中国60年代的奇女子。她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是她的心灵并没失明。

    由于陆丰年在北京有了个蜜窝窝，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处。他归来之后，常常毫不掩饰地赞赏女性的体态美。因为我对他的婚姻有过帮助，在桃园干活时便常对我说：

    “她那两条腿，又长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员的腿。我一个‘二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