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俘营里那么坚强，怎么在战场上就举手投降呢？”

    “炮弹翻起的泥土把我埋在里边，醒过来时已经被俘了。”

    “不是为怕死开脱吧？”

    “不是。”

    “能找到证明人吗？”

    “有一个译电员叫李广廉，他和我一块被埋在土里的。只是这小白脸子耳软心活，在最后选择出‘南门’还是出‘北门’时，这小子走向了‘南门’。在和他分别以前，这狗崽子曾来动员我走他那条路，我咬了他手背一口，给他留下一点记号。这些东西都写在材料里了。”

    “是啊，拿没回来的人当人证，是最聪明的手法。我们不是傻瓜，不能凭你这几页材料，推倒你是在战场上屈膝投降的判断。你还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吗？”

    洪德章突然吼了一声：“天地良心！”

    那几位军人并不因洪德章的悲愤呼喊，而失去审判官的威仪风度。他们既无怒也无笑，而是神态。冶然地合上卷宗，呼唤下一个战俘的名字。把门的那个军人，同时利索地给他一个信口袋，里边装着路费和路条，路条上写的是限他在三天之内到××自治区民政部门报到。

    男儿有泪不轻弹。洪德章走出那间红砖房时，眼眶溢出了泪水。刚才那一声霹雳，仿佛倾吐了他生命中的全部语言，从这天起，他觉得说话都属多余。当天，他登上了长途汽车向西北进发，两天之后当地民政机关给他开了封介绍信——把他安排在沙石厂。

    这是一个非城非镇的野河滩。由干沙漠不断吞噬水源，宽宽的河床早已枯干，卵石大如人头小如鸽蛋，密麻麻地镶嵌在板结的河道里。这些无业游民的活儿，就是把这些石子从沙子中挖出来，按大小分类运往火车沿线的一个小站。

    河岸上两排简易工棚。一排住男，一排住女。没有灶房，避风的地方支起一个四面无墙的篷顶，篷顶上蒙着一块苫布，下边堆着笼屉和一口头号大铁锅，算作伙房。这儿也没有厕所，好在在这渺无人烟的荒芜河滩两岸，遍地是兀立的遮眼沙丘，躲在哪个角落都可以撒野尿、拉野屎。是不是因为洪德章会骑马，被写在档案里，他不得而知；第二天就分配他到马号喂马。马号倒比人住的工棚要好，木墙，木槽，木顶篷。旁边有一个碎木条拼成的大窝棚，一半堆放着精饲料，另一半就是马扶洪德章的家。由于拉运沙石任务十分繁忙，洪德章刚来到这野地方第三天，就从车把式的嘴里知道了，这儿并非真正的沙石厂，而是由公安和民政兼管的强制劳动大队，来自西北几个城市的男男女女，都有老帐，都有前科——他当过战俘，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大酱缸里的一条大蛆虫。

    从那个时日起，洪德章开始忌讳黄色。他把穿得补丁落补丁的草黄色军衣军裤，送给了一个用针线补牲口套具的女哑巴。这个女哑巴，年纪比他大上三岁，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留在大陆的老婆，由于这件破烂棉衣的机缘，她夜里偷偷溜进独自睡在马棚的洪德章的被窝。洪德章当时还不甘心长期与这号人为伍，掀开被子往外推她。她“喏喏”地吐不出声，只是用食指不断指着她的心，这手势是告诉洪德章她铁了心要跟他。洪德章背过身去撵她走，她绕到面前，先是给洪德章跪下，后又趴在地下装成匹马，来来回回爬着，表示愿意一辈子让洪德章当马骑。洪德章的心哆嗦了，他扶起这哑巴女人，留在窝棚里过了夜。

    在马灯下，洪德章用笔代口，在地上划了三个大字：“你为啥？”

    这又聋又哑的女人，字儿写得比洪德章方整得多：“因为你也是个哑巴。”

    洪德章这才恍然大悟：他到这强劳队来干活许多天了，还没和人说过一句话哩。她是真哑巴，他成了不是哑巴的哑巴；这倒提醒了他，当个只干活不说话的哑巴，省得惹是生非。

    这个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