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就以你编织的这个鸟笼为例，你的思维还常常在鸟类王国里穿梭飞翔，你在我和我们的那些‘同类’ 中间，可谓‘蝎子拉屎——独（毒）一份。”

    “是不是我有毛病？”他像自问，又像是问我，“我难忘那只羽毛如雪的打更鸟儿，我编的这只彩色鸟笼，或许就出自于那个梦——那个难圆的梦：”

    记忆使我失眠。

    往事使我心酸。

    此时此刻，不但那只鸟儿被送进古币中的钱眼之中，连倪翔在劳改矿山编织的鸟笼，也当了殉葬品，连同那只鸟儿也一块‘死了’，倪红——那个当年衣衫褴褛如同小叫花子般的孩子，贪婪到不如花脚蚊子，因为按照倪翔的逻辑，花脚蚊子是不吸吮瘦骨嶙峋人的血液的。

    我意识到这种感叹纯属浪费时间，而抢救全命垂危的倪翔，需要的就是争取分分秒秒的时间，除了科学的医疗抢救之外，还有一个感情上抢救的措施——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补，只有弄回那只有着三个不同姓名的鸟儿——娃娃鸟、打更鸟、苦寒鸟。我想，倪红看见她爸爸已经到了阴阳界的十字路口，或许能有犹大对耶稣的忏悔，那还可以弥补倪翔的感情于万一。

    出租车是难叫的，因为此时已是凌晨两点三刻。我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赴妻子所在的医院。在急诊室我匆匆地凝视了两眼昔日“同窗”，首先把吴锦叫到医院甬道上来。她听了我的陈述，开始时连连点头，说倪红为此事已哭得泪人儿一般，估计不成问题；待我真要和倪红去摊牌时，吴锦又神色恍惚起来。她说：“这样一来，会不会砸了小红饭碗，外国老板把她炒了鱿鱼？”

    “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提醒婆婆妈妈的吴锦，“你把小红叫出来，我跟她说。”

    两眼哭得像桃子一般的倪红，从急诊室里走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水泥甬道地面。

    “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没有抬头，似在揣摸着我的来意。

    “你能不能把那只鸟儿再买回来，这对你爸爸十分重要。”我开门见山，语锋十分凌厉。

    “德国人是最恪守信用的。”她双手托着脸腮低声地说，“我今后还能在那儿工作吗？”

    “跳槽到别的单位不行吗？”我提示她说，“现在条条道路通罗马，你能运用三种语言，伯伯为你去另找工作。”

    “哎——”她长叹一口气，“该怎么对您说才好呢！”

    “说吧！你爸爸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我……我爸妈都不知道，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哩！伯伯，我今年已是三十七周岁的老姑娘了。”倪红对我袒露她的心声说，“他是个伟岸的男子汉，慕尼黑大学金融学博士，我怕为此而失去了他。真的！”

    “如果真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中间还存在着交易关系？你不是说那只鸟儿卖了一千五百马克吗？”我对倪红提出了质疑。

    倪红的回答十分得体：“您去过西欧，一定知道西方世界婚姻、恋爱有时和金钱联系得很紧，有时又各自独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走到结合的地步，他付给我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我带他去鸟市，本身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求。”

    “那么，我就不难为你了。”我叫倪红告诉我这位先生的电话和地址。

    倪红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您去？”

    “你爸爸一只脚已经踏进丰都城的门坎了。快——”

    倪红虽不十分情愿，还是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准时给这位德国老板拨通了电话，他说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声音有点像经常在中国电视舞台上露面的“大山”：“那您九点一刻到我的公司来吧，我等候您。”

    为了尊重德国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