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叩门。我看看表，已经是冬夜十一点多了。

    “是我。伯伯，我是倪翔的女儿倪红。”她自报姓名，音声十分柔和，“这么晚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可是我妈妈说，非请您下楼一趟不可。”

    “什么事？又不是夭狗吃了太阳。不是还有明天吗：”我嘴里虽然这么说，手却去摘鼻梁上的花镜。倪红的爸爸去了大兴安岭，三室一厅的空旷楼房里没了男性公民，只剩下母女俩，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跟倪红下楼了。

    “是你母亲病了？”此时电梯已停，在一步一步下楼梯时，我询问搀扶我下楼的倪红。

    “不是。”倪红摇着头，把长长的披肩发甩到我的腮上。她拢回去飘溢着香水气息的头发，笑了笑对我说，“要是妈妈病了，我不会来惊动您的，您又不是医生。家里遇到了一件非您去才能解疑的事儿，因而只能夜奔‘卧龙岗’，请伯伯您当诸葛先生了。”

    时潮的女孩，都沾染上了舞台上相声演员的癖嗜，喜欢调侃幽默，倪红亦不例外，她在一家外国商社驻京办事处当翻译秘书，职业需要她有十分伶俐的口才。因而，已然下完了一层楼梯了，她还没有阐明来找我的用意，就像相声演员在台上 “吊关子”一样，“吊”得我急迫想知道谜底。

    “其实，我爸爸如果不是去饮冰卧雪，去考察什么雪国鸟类，也用不着夜顾茅庐来请伯伯了。”倪红略略流露出一丝抱怨的口吻，像夜鸳一样在我耳畔婉啭啼鸣说，“伯伯，说句您不一定爱听的话，您们这一代人，活得太苦太累。在兴凯湖劳改农场改造了多少年了，还往那深山老林、大草甸子里钻个什么劲儿！”

    我本不想纠正她的视觉偏斜，但还是忍不住答讪了几句：“你爸爸是研究动物学中的飞禽家族的，在兴凯湖改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过采集鸟类标本。记得，有一次为这事你爸还挨过一次批斗。劳改队长质问你爸爸说：你名字里有个‘翔’ 字，又天天神不守舍地看林子里的各种鸟儿，你是不是想飞过兴凯湖，去投靠湖对岸的苏修（当时是中苏大论战的六十年代初期）？告诉你，鸟儿飞得再快，也赶不上子弹的速度。倪红，你这当女儿的，可不能亵渎你爸爸毕生的追求。”

    倪红笑了——笑得很响：“伯伯，您不觉得我爸爸太近乎于腐儒的形象了吗？！俄国的契诃夫写过一篇《套里的人》，我爸相貌上虽然并不卑琐，可内心挺像那篇小说的主人公的。”说罢，她笑得更响了。那笑声如同洒过春野的一阵风铃，震得我心律加快，在楼内发出鸽哨般沙沙回声。

    我不再说话了。这不是我不想说话，也不是无话以答。此刻已是严冬午夜，楼内住户都已入寝；我如果再表示一点对这个疯丫头的异议，无异于挑起一场“海湾战争”。我不想做萨达姆，更不想遭受“倪红牌”导弹袭击，使索性沉默下来，以求息事宁人、以静克动的效果。

    这实在怨我对当代“弄潮儿”的无知。孰能料到倪红的感情辐射，是以她的圆心为半径的，她丝毫不受我偃旗息鼓的制约，继续对我的话进行反弹。那架式若同 “车”“马”威逼到“紫金城”，非叫我这盘死棋认输不可似的。她说：“伯伯，我爸追踪天上飞的鸟儿，已经多半生了。他这么卖命，国家赏给他多少“大洋’？还比不上我的小姆指的指甲盖呢！人生只有一次，又不能投生转世再活一回，何必甘当去西天取什么真经的苦行僧呢？！”

    多亏此时我们已经下到了三层楼，楼道的灯光下站着倪红的妈妈。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紫红色毛衣，连连向我道歉说：“这丫头就是疯，笑得整个大楼像闹地震，也不看看是啥钟点了，真是越长越没人形。”

    “大嫂，找我有什么急事？”

    “来，到屋里说。”

    待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倪翔书橱里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