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题，是一种时髦，成了二十世纪的一种思维癖好，或者说，几乎成了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这种癖好与欲望，甚至使我们把本来既具有形而下又具有形而上双重层面的作品，宁愿只理解成仅有形而上的层面。比如我们对卡夫卡的理解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理解。卡夫卡的本来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意：影射国家统治机器（教条、互相扯皮、公文旅行、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也有很实在的用意：抨击殖民主义与独裁统治。然而，现在，在读者与批评家眼中，就只剩下一些玄学性的问题了。

    对于这些玄学性的问题，米兰。昆德拉有他独特的表述，这就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的问题。

    他甚至把小说的生死存亡与这些问题连接起来，认为假如哪一天小说真的死亡了，其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小说自身——是小说忘记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小说关心了它不必关心的问题——那些形而下的问题。

    现代形态的小说，逐渐放弃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而一味委身于认识价值。以古典形态的小说作为材料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小说美学所持的种种美学原则（规则），面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差不多已失去了解读的能力。因为这些小说已不存在那些被传统小说美学称之为“美感”的东西。这些小说家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美学动机。批评家想解释，但没有对象。那些经营得有条有理的美学体系，，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所全神贯注的是思想的深刻，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揭示。它所企求的惟一阅读效果，是让那些怀了同样心理与兴趣的读者深感它的思想的冷峻、尖刻与不同凡响，要使你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和醍醐灌顶的感觉，要让你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底牌”时的惊愕，甚至要让你在自己与作品的思想深度的对比之中深感自卑与汗颜。

    在这里，荚与真失去了平等的位置，荚甚至被完全弃置荒野，唯荚主义更被看成了一种苍白、浅薄之物。在这样一种倾向之下，我们已不可能再经常性地见到契诃夫的、蒲宁的那些散文化了的短篇、沈从文的《萧萧》，以及废名先生的那些含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意境的作品。我们已无机会再像金圣叹那样发一声“绝妙好辞”

    的惊叹，或拍案叫一声“真是漂亮！”我们已不可能在一片美感中心荡神摇、醉眼朦胧。现代形态的小说毁灭了古典形态小说所营造的如诗如画的荚学天下。

    把真作为惟一选择，企图获得“深度”的当下小说，还自然地带来了对粗鄙物象的癖好。厕所、肥蛆、鼻涕、浓痰、腐鼠……

    这一切被萨特所喜爱的软、黏、滑的物象，纷纷涌入小说。因为，这一切，是在揭示所谓人类基本存在状态时，不由自主地带来的产物。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形态的小说。文学史必须正视它。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功德无量。但，我们在对它做出足够的赞颂之后，却必须看到它所走的极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荣誉是以牺牲古典形态的小说为代价的；一些极端偏激的批评家们，在一味推崇它时，却忽视了古典形态小说一如从前、依然青春这一事实。

    其实，我们可以对现代形态的小说以及促使现代形态小说产生的依据，提出种种质疑——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先验的无需证明的判断，即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根本使命。为什么说小说对人类的关怀就一定应是这样的终极关怀呢？这种结论又是谁赋予的呢？终极关怀与小说的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人为的还是原先就在的？又有谁去令人信服地证明过古典形态的非终极关怀仅其价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现代形态的终极关怀来得低下？这到底是两种只具并列关系的形态还是一种递进关系的形态？

    其次，我们可以很“功利”地怀疑：当人类需要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