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依然下雨。借着这雨幕的掩护，附近的农民和过路的船只，哄抢了—个散了的木排。雨幕里，人影憧瞳，急急如打家劫舍。那些木头，有的被扛到了麦地里，有的被扛到了某个人家屋后的树林里，有的被缚在船旁随船远去了……没有多长时间，—个木排就从大河上彻底消失了。

    哄抢木排，情节严重，县公安局呼啦啦几乎连窝端到了油麻地镇。木头很快被收缴回大部分。但众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的举动为“哄抢木排”：“那木头在河上到处漂着，有的都漂到了我家水码头上了，我捞上来，怎么能叫哄抢？”“我看到那木头漂到芦苇丛里就顺便将它扛回了家中。”……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抢木排，而是捞木头。他们中间还有人说：“不是我捞上来这几根，它们早顺流淌走了，你们大概连这几根还找不着呢！”那样子，仿佛要让公安局的头头出面，专门向他致谢才是。

    事件重大，却没有任何理由处罚那些人，更无理由抓人。公安局的人挺恼火。到现场去检查的人报告，那捆木排的铁条，是用钳子掐断的，大概是在众人哄抢的头天黄昏至晚间所为，经过一夜的风浪，那木排就被冲散了。既然如此，公安局就把关在镇委会大院的几十个捞木头的人狠狠训斥了一通，然后将他们都放了，开始追查那个解木排的人。他们拿了小本子，四处查访，或把人叫到镇委会去盘问，不久，就从一个渔民那里获得一条线索：那天傍晚，有四个小伙子从停靠木排的那个方向过来，打了两把雨伞，一把为黑布伞，一把为红油纸伞，两人合用一把，看样子，像是学生。于是，就有五六个公安局的人来到了油麻地中学。排来排去的，就排到了我们四人头上。其实也不难排，因为油麻地中学就马水清有一把红油纸伞。公安局照例采取那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突然单个盘查。

    我被叫到了校长室。公安局的人问“四月四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你去哪儿了？”我们几个早商量好了：不隐瞒那天去了大河边，但要咬定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我装着回忆的样子说：“好像去大河边了。”“就你一个人。”“不，还有马水清、谢百三、姚三船。”“下大雨去大河干什么？”“想吃鱼，去买鱼。”“你看见大河里有—个木排吗？”这—问，我心里就有点慌乱了，因为我们商量着“攻守同盟”时，并没有考虑到如何统一对待这—细节。公安局的人就用也们那种令人心里发虚的职业性目光看着我的眼睛。我立即说：“看见木排了。”（事后，我们几个又碰到一起时，我才知道，谢百三在被盘问时，却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看见什么木排。）我被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吃晚饭时，他们让人端来饭菜，让我就在校长室吃。吃完了，我不再是接受盘问，而是接受审问了。到了深夜，他们发火了：“如果是你们几个干的，我们想，你们反正也不是偷木头，是胡闹了玩的，说出来，批评教育也就过去了。如果你们看见了是别人干的，不说，这就叫包庇坏人。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都得老实说出来，不说是万万不行的！”这天夜里，我没有能回宿舍。（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也被关在不同的小屋里审问，也都未能回宿舍）。第二天，公安局的人让王儒安来对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我只能在校长室里继续待着。（事后，我才知道，公安局的人从审问我们几个的当天晚上，就已从我们的回答中找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从而判断出我们几个—定隐瞒了什么诡秘）。

    我们四人有两天两夜未能见面。第三天上午，公安局的人突然全部撤走了，我们仿佛成了被人吃完的空罐头筒，被弃置一旁，再也无人问津。我们就又走到了—起。

    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从镇上传过来：赵一亮被逮捕了，现在被戴了手铐，关在镇委会武装部的屋子里。

    我就赶忙往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