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人，后来的前途确实有些不太一样。因此，这地方上的人，都用一种看殿堂庙宇的目光，站在大门外，远远地看红瓦房与黑瓦房。如果自己的孩子还

    尚未进入红瓦房，此时，目光里便有着幻想与期望；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进人了红瓦房，目光里便有了一种满足与荣耀。

    油麻地中学四周都是河，是个孤岛。

    从宿舍到北面那大河，大约百十米，这之间是竹林与灌木丛。从宿舍向南到教室，又是百十米，这之间是荷塘、稻地和一条从西边大河引来的方便学生洗漱

    和洗衣服的小河。从教室向南，至校门，也是百十米，这之间是操场和学校的菜地。出校门不远，又是—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那边就是油麻地。

    我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看了红瓦房，又看黑瓦房，然后跑到了操场上，看高中生打篮球。那时候的高中生，岁数都不小，念到高三，二十出头的，并不在

    少数。其实，刚考进来的初中生，就有一些显得很是成人样子了。造成这种状况，原因不一：或是大人手头不够宽裕，拿不出钱来供孩子读书，就—日一日地延宕着，看看孩子真是大了，才不得不勒紧裤带，挤出几个钱来叫孩子上学去；或是仅仅因为每年有一两头猪拴着，需要孩子打猪草，眼看孩子再不读书就太晚了，才打发孩子去上学；或是地广人稀，学校离家远，那孩子上学，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课程—天一天地耽误了下来，总是留级，等念完小学，已是十六七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入学后不久的一天，河东有个耕地的农民坐在河边抽烟，见我们班一个大个子同学，问：“你多大了？”

    同学答道：“十七。”“知道想女人了吧？”大个子同学低头不语。那农民说：“臊什么？我有你这么大的时候，都给我老婆弄出两个小人了。”到了初一

    下半年，我就能感受到，校园里总有一股不安和焦躁的气氛。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又都是高三的学生，高高大大的，真是已经很成熟了。他们让人无缘故地想

    到了种牛场上那些莫名其妙地烦恼着的种牛。

    林荫首上，三三两两地走着几个已很有几分样子的女同学。

    多日不雨，操场焦干，打篮球的穿得很少，在尘埃中跑动，并嗷嗷乱叫。

    我们在边上看，看的心头直打颤颤。

    篮球滚到了我脚下，我一头扑过去，抱起就跑，然后将它扔给刘汉林。刘汉林又扔给了马水清。人家追过来了，马水清抱起球就跑。人家在后面叫：“小孩，把球扔过来！”马水清却把球又扔给了我。高中生们先是觉得我们几个好玩，看着我们乐，但见我们竟有不想将球扔回去的意思，便骂着“新来的小杂种！”

    一起追将过来。我赶紧扔掉球，与马水清、刘汉林、谢百三—起逃到了大路上。

    我们去了小镇。

    马水清似乎很有钱，用得也很大方，见到烀藕的，就给我们每人买一大段藕，见到卖菱角的，又买了好几斤菱角。谢百三用一张大荷叶托着菱角，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将菱角壳扔到油麻地小镇的街上。最后，马水清竟然领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大盘猪头肉（我印象很深，堆得尖尖的），直吃得嘴油光光的。

    出了小酒馆，我看看他们三人，觉得他们的的眼睛似乎也都浸了油，比先前亮了许多。

    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玩了很长时间，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发现我的铺盖卷从我的铺上被挪到上铺去了，下铺换了另一副铺盖卷。

    从小河边走进来一个男孩（其实很难再称他为“男孩”，他显得很老成，岁数要比我们中间任何—个人都大，似乎都有了淡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