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公函，又是电话，应到的人全部到齐。其实不这样，人也到得齐的，除非哪个遭了天灾人祸。那年头，乡镇干部指望开这类会，就像伢儿指望过年，说的就是：口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

    但这一回副镇长却有了别的心思，会议后勤，由他具体负责。他通知办公室主任，新镇长来了，要有新的作风，开革命化的会，会议伙食按最低标准办，以往都是在财务规定的范围外再增加一笔开支。这笔开支跟规定的经费比，是大头，出处最后都分摊给下属各个单位。各单位的头都来了，分享了这开支的结果，他们都很乐意，因为理由很正当。副镇长这回不增加这笔开支的理由也很正当。办公室主任心领神会，但心里有些打鼓：副镇长这一手很绝，明摆着是要坍新镇长的台，却让你恨得想咬他也找不到地方下牙了。

    镇长听汇报的时候却说，要得，就要这样。听口气不像是反话，倒似乎是正中下怀。镇长后来又让把租用的客栈退掉，把镇革委的办公室都腾出来铺了干禾草，让参加会的人全部打地铺睡在这个老祠堂里。厢房不够，镇长自己带了镇革委机关的干部就睡在堂屋里。好在这祠堂有些规模，参加会的连工作人员一起不足半百，勉强挤得下。只是吃和拉有些问题。祠堂做了镇革委机关后，在屋后加了个院子，建了食堂和厕所。先前主要是供机关的人使用，现在一下子加了许多人，自然就难以满足需要。镇长说，革命化么，就化彻底些。这样的困难有什么大不了的，尿就滋在墙脚上，拉屎和吃饭，分批。凡事妇女优先。

    大家觉得新鲜，倒没有几个有怨言。报到的当天夜里，一屋子男女嘻嘻哈哈，荤的素的，笑话不断。

    第二天起来大家都变了脸色。不晓得从何时起，祠堂外布了岗哨，背了真枪实弹的民兵，不准一个人进出。屋子里的几只摇把电话也都摇不出声音，明显是有意切断了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正要闹，镇长一下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他夜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出了祠堂），身后跟了两个武高武大的带枪的民兵。他清了清喉咙，压低了声音说，大家不要乱，哪个作乱莫怪我不客气。老子今日就是来专政的。你们这帮家伙，共产党叫你们当干部，你们一件好事不做，不是扒灰就是作奸。把男人轰出去上水利，自己就去糟踏人家老婆女儿。镇上我是来了些时候的，你们各人做的好事一桩也瞒不过我。这回我让你们自己交代。老实交代了没有事。哪个要打埋伏，我拆他骨头。现在都去吃早饭，吃完了，回到各人铺上写交代。交代一个出去一个。一日不交代，一日不准出这祠堂门；一辈子不交代我就让他坐穿牢底。莫想带口信，莫想串供。两里路处我就派了岗、除了雀子跟老鼠，哪个也过不来。

    这些年，大家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没有见过做过。自己对别人做得，别人也就对自己做得。理是没有讲头的，镇长将来时，大家就听说是有些来头的。倒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因为县革委主任看重他。

    县革委主任是“三结合”后从军管部队留下的，又是刚成立的省革委主任的直接下级。就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也还有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满三天，大多数人都写出了交代。那三天里头，整个祠堂里死气沉沉。镇长派了民兵，轮流在各人的铺前来回逡巡。堂屋和厢房里只有一片轻轻的翻动引起的禾草的窸窸声和笔尖在纸上的划拉声，偶尔夹杂着一二声咳嗽和叹息，有人放屁引起了嗤笑，但立即就止住了口。夜里，才有人做恶梦，从地铺上跳起来，鬼哭狼嚎。值夜的民兵，哗哗地拉动枪栓，又压抑下去。

    白天，镇长在食堂的仓库里清出了个角落，等着一个接一个来送交代的人。他不着，让交代的人自己念。他闭起眼睛一边听一边拗椅子。那个人念完了，他才睁开眼，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