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岁以后的老董好像换了个人：说话严谨得像科学家，句句都好像考证过。不像先前那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神吹海聊。举止也庄重。先前他走路总是东张西望，见到稍微熟一点的脸孔便做个打招呼的姿势。坐着的时候，露出里面毛茸茸的脚杆，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就拍抚着这毛脚。如今他总是穿得很考究，内外大多是国产名牌，好像随时准备去出席什么仪式。也许是他儿子在城里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缘故，他也老是一副新闻主持人的严肃神态。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四周的头发也很稀疏，他很小心地把它们收集拢来，让他们排列有序地横展在秃顶上，叫做“地方支持中央”。眉毛老是微微蹙着，嘴巴老是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弯。眼光老是投向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陷在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之中。总之他现在的形象，很让人尊敬。

    当然，镇上人对他肃然起敬还有更实在的原因。那年，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过去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处分可以撤消；因此而降低了职务的，可以恢复原来的职务。老董那年写“三百例”在省革委招待所出了事之后，先是回了李八碗。下放干部全部上调之后，他在生产队无法再呆了，便让他到镇政府机关上班，没有明确具体职务。开会时就发通知，打电话，提糨糊桶刷标语。平时就一个人读报，张张报纸非要连底线下的报社社址、联系电话读完才放手。这是他在新闻生涯里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读报。大便时手上要没有一张报纸就会连屎也拉不出来。内急慌张时，若没有现成的报纸，从糊了墙的报纸上也要撕一张下来。报纸密切了他跟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使他感觉不出生活在小镇的隔离和寂寞。读报累了，他就寻人下棋、打牌、瞎聊。他，随和，人缘好，又到底是城里下来的干部，镇上历任领导都不好跟他太认真。他清闲自在，有点滴仙人的味道。

    根据那个文件的精神，他应该可以回到地区报社去。地区也来了正式的调令，让他回报社工作。镇机关的干部都很实在地为他欢喜。他自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说，欢喜什么呢，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做事罢了。在镇上做事，也算不得处分，我愿意。一个人散漫惯了，喝口薄粥，享个清福；大富大贵，怕吃不消。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工作时，也顺便劝他回报社。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冯部长心底里对老董还多少是有几分尊敬的，到底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不像自己，许多跟文化沾边的头衔，什么“总策划”、“总主编”、“总顾问”之类，都是权力招来的。哪天没有权了，就什么也不是。许是也有了些年纪的缘故，冯部长现在也多少有了些自省的意识。只不过自省的结果，他跟老董不一样。老董是变淡泊了，他却是有了焦虑，觉得人生苦短，得到的要捉牢，没有得到的要努力得到。

    老董是个晓得好歹的人。他很诚恳地谢过冯部长的好意，说，他不是跟组织上闹情绪，都这把年纪了，去了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何必麻烦报社。在乡下过久了，回到城里去，也不习惯。冯部长这样热心，可不可以给他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了一口普通话，快复员了，一心想当电视播音员。

    老董已经从报上看到，地区新成立的电视台，正在招聘编播人员。

    冯部长一口答应说，没有问题，地区新闻单位都是我管的。但他还是为老董委屈：安排你儿子并不等于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在镇上呆下去，职务上也不好安排。论资历，你早该上县级了。无所谓了，老董笑笑说，我连镇上都不想呆了，干脆，去老殷那里上班。

    老董说的“老殷那里”，是指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老董不肯离开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