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出世。”

    县委书记是跟谢真一起提起来的。对这几个“知识型”干部，一般有个评价：县委书记是现实主义者，谢真是理想主义者。

    “有本事莫让人挤走。站不住脚，什么都是白说的。”

    谢真回去的时候，镇上又派了车来接。县委书记一直送到车门口，等于是逼她上车。车子在起起伏伏、弯弯曲曲的路上七颠八颠，甩来甩去，外面的田扳、河、树、山、天、云，在窗子上跳上跳下，忽远忽近。她心里乱乱的，不由摇了摇头，别人自然看不出，以为是惯性作用。

    第二天一早她去办公室，桌上又放了一只冒着热气的茶碗。副镇长伏在桌上做自己的事。但是她晓得他在看她，她怔怔地坐着，迟疑着，盯着茶碗盖，拿不定主意是揭开还是不揭开。

    三

    谢真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经济问题。到处都在风起云涌地招商引资，开发经济。一夜之间，经济奇迹就像满天彩球一样让人看得眼花镜乱。独小镇显得有些冷锅冷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自然是有的。小镇偏僻，商品流通就难以发达；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也就不会有雄厚的财政来源。但如果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又有什么奇迹可言呢？所谓“奇迹”不就是把常人认为做不成的事做成么。

    有人就想到开发旅游资源。

    大约没有特点便是小镇最大的特点。自文坛寻根说兴起，镇上一班搞文学创作的人很是有些慌，寻来寻去寻不出一些稍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背景。那个关于乾隆皇帝驾幸李八碗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训。最早的一部县志，始于明朝嘉靖年，记的某山某潭，也不过是些土坡上塘。好不容易寻出一位有些名气的古人，邻县还来打官司，说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该古人的生卒之地属于他们的行政管区。论风俗，更无可道者，连民间小曲，经考证也是从江北传来的。所谓寻根，无非是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人是要合群的，不附着在什么上面，也就失了自信，剩了失落感、飘泊感，连自己姓什么也要觉得有些可疑的。

    其实，着这种慌，很犯不着。一个地方可以没有一点能争脸面的历史，却终不会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人事。比方说，照艾老他们的记忆，镇上先前也是有过名胜古迹的。

    镇外数里，先前有一座关马祠。祠今不存，仅留祠址。残墙断瓦，没在浅草长蒿中间。

    关马祠当年香火极盛，当地人很是信得过。以至于镇子方圆几十里，除关马祠外，再无一处庙观。并不是关马二公排斥异己，一切宗教，没有人信，也就存身不住。

    关马祠使人信，有它的道理。

    关马祠非佛非道，没有任何清现，也没有任何经典。做它的信徒很轻松，酒肉照吃，老婆照娶，也无须苦苦面壁做功课。愿意烧香上供（多少不拘），有诚心，即可受其福荫。

    然而因为没有经典，给后人造成了考据上的麻烦。关于关马祠的来历，众说纷纭，都言之凿凿，又都不可信。

    最早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早年镇上的苦力大致分为三帮：替商旅挑运行李货物的挑子帮；挑水叫卖的扁担帮；将寿终者抬上坟山的杠子帮。有一天，三帮首领相约在镇中茶铺聚会，挑子帮首领提出：帮中兄弟有的一天生意做不完，有的一天只好干坐，要有个地方通气才好。其他两帮首领也有同感，马上响应：扁担帮早想有个聚拢人的地方，好对付那些用了水又赖账的人；杠子帮则想有地方挂招牌，让去黄泉路上的人好认。于是三帮达成协议，盖一处庙屋作共同活动场所。

    挑子、扁担、杠子，凭的是苦力，无师自通，无祖师可言。三帮首领议了半天，决定，读书人既然供孔圣人，他们便供“关帝”关老爷，取的是关帝的忠义，有国士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