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

    1990年初秋，我母亲由于左心功能不全而诱发急性心力衰竭，在一个夜晚的睡梦中悄然“死去”。

    这个“死去”，我所以带引号，是因为那只是医生和身边的人说她去世了。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母亲的睡相格外安详，仿佛正在做着一个美好的梦，也许她正梦见自己偶然地走在P城的一条宽展的柏油马路上。

    我知道，自从母亲生病以后，由于窒息感，她格外喜欢开阔的景致，喜欢葱郁的树木和茂盛的野草，P城街道的恢宏气魄符合了她理想中街道的模样。我想象她也许在这个夜晚的睡梦中，正在用一种不再年轻了的目光打量着这座她生活了五十余年的城市，热望地看着路边每—棵老树、一个旧式的门洞甚至倒伏路边的一块洗磨得十分光滑的石头；她细细地观望着所经之处的每一扇墙壁，探寻它被雨水和风沙冲刷出来的斑痕纹路，那细微裂碎里边仿佛都潜藏着她一逝不返的年轻时代的秘密。她的眼神如同一双手臂，爱抚地摩挲着一掠而过的街道风景，好像时光倒流了，她深陷的眼窝里散射出欣慰的光芒。

    她最后的睡态，使我至今不承认她已经死去。

    同时，我也开始在心里悄悄拥有了一个秘密：我母亲其实并没有离开我，她不过是因为窒息，内脏慢慢失去了活力，也许像不透风的零件那样，长了虫子，她便把她的躯体给扔掉了，转换成了一个隐形人。她不过是在和世人开玩笑。

    可是，医生和我身边的人毫无幽默感，一致以为她是真的死去了，连我学院里的教授也愚蠢地信以为真，还说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把我送到了医院医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心理医生祁骆的)。学院并以此为借口，勒令我休学。

    我在心里暗暗地反复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关键是我至今没能说出洞穿我的左小腿的那一颗子弹的颜色，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子弹的两种颜色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性质。这涉及到我的其他问题。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一颗子弹。我是很偶然撞上那一枪的。

    我怎么能回答呢？

    记得当时，我把这个揣测偷偷告诉了祁骆医生，结果我看见他在我的病历纸页上写：思维逻辑性障碍，象征性思维，联想过程分裂。

    我把他当成朋友，可是我发现他并没有站在我一边。

    后来，我对他便不怎么说实话了。但是，他依然热衷于帮助我。我经常对他说瞎话，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这并没有妨碍他愿意成为我的朋友。他经常借些精神医学方面的书给我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后来我逐步地认识和调整自己，的确起了很大的帮助。

    开始时，我坚持对身边所有的人说，“我母亲其实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

    但是，所有的人(除了祁骆)听了我的话，都疑惑地看看我，然后就开始回避我，像是很害怕见到我的样子。

    后来我吸取教训，什么都不再说了。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

    我回家照了照镜子，寻找人们避开我的原因。我发现我的外观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连眼睛都没有肿，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哭过。

    为什么要哭呢？我坚信我的母亲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

    母亲的躯体消失后，她房间里一切流动的声音，比如挂钟的滴塔声、水管里的流水声，都似乎死去了。

    可是，她的衣服依然活着，我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