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肯定是晕了头。我们的房子在十一层，现在才下了一层半，是在九层半的位置上。从这里跳下去，等于自杀。

    我不理睬她，只是拼命拉住她往楼下逃。我们深一脚浅—脚地摸索，我的拖鞋已经不知哪里去了，我赤着脚蹒跚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出去。

    奇怪的是，这时候我恍惚忆起很早以前的一件事。

    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阵，我觉得活着没意思透了，整天想着死。然而，我并不像许多想死的人那样，到处去说“想死”。我只是默默地想。后来终于想“成熟”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回到家里，郑重其事地对母亲说，“我已经想好了，活着没有意义，我不想再活下去了。”

    我母亲十分震惊地看着我，她看了我半天，却不急于说什么。

    于是，我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是真的想好了，活着没意义！”

    空了半天，我母亲终于说，“真的吗？是想好了？”

    我坚定地点头，说“是。”说着，我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起来。

    我母亲的确是一个读过不少书的不凡的女人，她听了我的话，并没有像其他的母亲面对自己有问题的孩子那样，惊慌失措地挽留、劝慰和阻拦，她有足够的知识对付一个“问题儿童”。她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像我一样，她做出一付考虑成熟的样子，说，“妈妈很爱你，你应该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了去死，那么谁也看不住你，中国这么大，长江、黄河都没盖盖。只是妈妈会很难过。”

    接下来，是轮到我震惊了，我被母亲的话噎住。是啊，别说长江黄河了，就是家门口的小河沟也没盖盖。死是很容易的。我不吭声了。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向母亲提到“想死”这件事。

    这时候，我们已经又摸索下来一层。我连拉带拽，死死牵住即将窒息晕倒的母亲。

    忽然，我发现，这一层楼的烟雾明显地稀薄下来，皮肤被浓烟熏烤的灼热感也降低了。随着我们越来越往下摸索，已经可以喘气了。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我们已经走过了出事的楼层。我像忽然得救一样，兴奋地对我妈妈说，“好了，我们能走出去了，再坚持一下。”

    果然，当我们又转下来一层的时候，空气已经渐渐清晰了，楼道里微弱的灯光也闪烁出光泽。我母亲终于长长的喘了几口气，说出话来。

    “九层。”她说，“或者八层。”

    母亲和我估计得差不多，可能是八、九层出事了。

    当我们终于离开大楼的门洞，站立在暮冬夜晚的风声里的时候，我看见外边已经拥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有的是从被窝里爬出来，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逃的，颤栗地裹在被子里；有的，一家人抱做一团，牙齿抖动得咯咯响。我和母亲由于习惯睡得晚，所以身上都还穿着毛衣。但是，冷风一吹，我们依然感到身上只有一层薄纸片，冷气像无数只凉凉的蠕虫，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往骨头里边钻，越钻越深。

    我开始在人群里用目光搜寻着禾的身影。一张张惊恐未定的黑脸从我的视线中滑过，从浓烟里跳着死亡之舞跑出来的人群，这时候都如同一个个植物人，呆若木鸡地向着我们的大楼张望。寻找火光的位置。

    我找不到禾，心里慌起来，想起火源的位置也许正在她那一层，想起她穿着那件青素的睡衣躺在床上的样子，我的脑袋里嗡一下子就着起了火。

    这时候，呼啸而来的救火车晃动着令人眼花撩乱的光线急驶而来。人群、树木和楼房都变成了晃眼的桔红色。天空呈现出那种反常的钴蓝，仿佛有无数只死者的目光在上空浮动，它们用冷嗖嗖的嘴唇吹拂着大地。

    我们立刻就被勒令退却到二百米之外的马路对面的一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