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藩同志，我想让马驹主持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哩！因为有这个打算，我才考虑让你退下来，到公社奶牛场去。”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听完景藩老汉的申述，四方脸盘上有点为难的神色，直截了当地说，“你把马驹支使走了，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咋办呢？”

    “要是一时找不下合适的年轻人，我先撑着。”景藩老汉坚定不移地说。他知道，这阵儿绝对不能松口，脸上虽然强装着笑容，态度却更坚定：“我去不去奶牛场，关系不大！”

    “老同志，甭急。一个合同工嘛，让我们一个得力的大队干部去干，划算不划算呢？”王书记摊开手，比划着，企图说服急于把儿子塞进汽车驾驶室的老支书， “一个合同工，一个司机，好找！一个好干部，可真是不好发现培养哩……”

    景藩老汉看着王书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知道他为冯家滩大队新的干部人选在伤脑筋。你越是强调好的农村干部不容易培养，他就越是急于把儿子从冯家滩弄出去，一旦把腿伸进这个泥沼再要拔出来就难了。他的脑子十分清醒：决不能松口！便回答说：“合同是临时的，有了机会就能转正。”

    “转正……不那么容易吧？”王书记表示怀疑，“单是城镇青年，也是以参加集体性质的企业为主，农村户口的青年，要转办正式工人，不好办哩！”

    “人说，复转军人当中的困难户，国家照顾哩！”景藩老汉说，“咱……困难得很呀！”

    王书记不再劝解了。看景藩老汉那么固执，把话再说得硬些，可能要伤这位老同志的感情哩。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同志的状况，他是清楚不过的：身体欠佳了，思想也难以适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农村工作。老汉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看成是对合作化的否定；把责任制总是叫成分田单干，那不仅仅是口语上的失误。这种思想状态，不是冯景藩老汉一个人的特殊反应，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一批“老土改”，大部如此。他想在冯家滩把老支书换下来，安置到适宜他工作的某个社办单位去，拿一份虽然不高、却可以保证老汉晚年生活的薪金，革命不能无情无义啊！现在，老汉坚持要把儿子弄出去当合同工，公社书记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想想之后，忽然问：“马驹自己愿意去吗？”

    “愿意。”冯景藩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在部队时学会开车技术。他爱开汽车 ……”

    “那好。马驹愿意去开汽车，就去吧！”王书记作出决定了。凭着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他深知一条：把那些根本不安心农村工作的青年勉强留下来，没有一个能把国家和众人的事情办好。他畅快地告诉老汉：“你到办公室去盖章吧！就说我同意马驹走……”

    “好。”景藩老汉放心地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在冯家滩暂时撑着。奶牛场……去不去……没啥……”

    “你还是去奶牛场。”王书记盯着老支书说，“按咱们原定的意见，不变。我已经给奶牛场打过招呼了。”

    景藩老汉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低头走出王书记挂着竹帘的房门，来到熟悉的公社院子里。解放前，这儿原是河西村的一座庙堂。解放后，泥像被搬掉了，门口挂上了河西乡人民政府的木牌。景藩老汉的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佛爷殿”里举行的；被搬走佛像的墙壁上，挂着镰刀锤子图案的党旗，他曾经和河西乡第一批加入党的庄稼汉子们庄严地举起攥紧的拳头……他走在已经扩大了住宅面积的公社大院子里，心里很不自在：王书记分明在为冯家滩大队党支部的后继人选发愁，为什么却不同意让景藩老汉暂时撑住局面的意见呢，唔呀！在中共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的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把他看成是一个累赘了呢？

    真是令人寒心哪！想当年，冯景藩在冯家滩办起河西乡第一个试点社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