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