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 却不见行李。 惠畅很爽快地说： “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 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