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