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了一架钢丝床上，那个信访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给我喂糖水。他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可是，我的头像铁坨一样沉重。意识也很迟钝。

    干部说，你是不是没吃东西？

    我点头。

    干部对旁边的人说，我说了低血糖嘛，

    他说，你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哪，多危险。

    我说，啊？

    你躺会儿吧。他说。

    我在床上躺了有二十分钟，好像清醒一些了。我这时看见了干部把被我抽出一半的人民币往玻璃砖底下塞。我很羞愧。

    我说，是我抽出来的。

    他说，啊？

    我说，我刚才饿坏了，我想把它弄出来，买西瓜。我不是贼，我是饿昏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把它拔出来。

    他看了我一会儿，怔了怔，说，没事没事，不就是五块钱吗？

    我说，刚才我特别想吃甜的，我想用它买西瓜。后来我没有拿。

    他笑了，你就拿呗，你要是吃了西瓜，我也就不要这么折腾了，你低血糖，一吃甜的东西就管事儿。没事儿，不就是五块钱吗？

    我说，不行，那是偷。

    他说，好了，我带你去吃饭。

    我说，我要回去了。

    他拉我起来，先吃饭，你都昏倒了，不吃饭怎么行？现在不算偷，是我请你吃，明白吗？

    他把我领到对面的馆子里，扔下二十块钱给老板，让他给我弄些东西吃，然后就走了。

    他走后，我对老板说，你就弄五块钱，把另外十五块钱给我。

    老板说，那怎么行，主任说二十就二十。

    我说，是我吃饭，不是他吃饭，你给我吧。

    他只好还给我十五块钱。弄了一碗牛肉面给我吃。我就坐在那里吃了。我像饿鬼一样，把面扒得精光。

    吃完面，我就回家了。我想，我不要在那边等了。这个主任是好人，他会在意我的事儿。

    我回到樟坂，把事情跟老六和张德彪说，他们听了都很高兴。

    一周后我又进了一趟省城，见到了上次那个主任。我问到我的事情，他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牵涉的面比较大，性质比较特殊。我问，那要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就是说没那么快有结果的。我听了很失望，但我相信他的话。

    他想了想，说，你的目标要清楚，你妹妹的事情你告的是机关，比较复杂，你父亲的事情，我建议你要抓住对象。比如，谁是凶手？要有具体的人。

    我说，有啊，就是那个科长。

    他说，那你就要搜集有关他的准确证据。你的证据要有一定的量，我们才能启动调查。或者你直接到法院起诉。

    我说我明白了。我回到樟坂，开始针对那个科长搜集材料。可是我无从着手。没人会告诉我真相。我跑到那个派出所打听，被人认了出来。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黄昏，我走在河边的时候，突然有一辆没车牌的车停在我跟前，几个人走出车子，一把将我抓住，我的手被反拐到背后，痛得我眼冒星子。我被塞进车子，旁边一左一右两个人夹着我，我开始叫喊，一块胶布立刻贴住了我的嘴。我拚命挣扎，旁边一个戴墨镜的人就重重地敲了我的后脖子一下，我透不过气来，好像要断气了。

    车子开出好久才停下来。我被带出车外。这时，我看见了巨大的烟囱。我以为是个化工厂。路边长满了松柏。

    他们揭掉我的胶布，把我推到一间房间里，我看见了花圈。有一条横幅挂在那里：陈运通同志永垂不朽！

    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墨镜说，你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