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个城市干活，却来不及看看这个城市。我们从遥远的乡村来，城市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神秘的。我们比另一些人幸运，毕竟找到了工作。我的同乡有的还在城市边缘流连，他们聚集在简易的破棚屋内，靠拾破烂为生。但工厂的工作繁重，已经开始伤害我们的身体。

    春儿经常头痛，她说她的头像被两只手撑裂了一样。那天傍晚，我去接她，想一起到街上看看。她从大门里走出来，摇摇晃晃的，眼神是呆的。她说有人敲她的头，头要炸开了。说着就蹲下来，在地上吐了出来。

    我赶忙带她到医疗室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没什么问题，是工作太劳累导致的精神紧张，以致于发生植物神经紊乱。她很紧张，问这病会不会死。医生说不会。春儿又问为什么会吐。医生说，跟晕车的道理一样。她就放心了。我感到她最近在心理上已经垮了，老是想病和死的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她就晕倒在车间。我赶过去，看见她不省人事在躺在地上。我吓坏了，背她到医疗室，医生给她注射了葡萄糖水，她就慢慢地苏醒过来。

    医生说，她这是休克。我问为什么她老是这样？医生说，看来她有低血糖的毛病。我说，她过去可不这样。医生想了想，说，她太累了。工厂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负荷。

    我想，她不能在厂子里再干下去。我得帮她另找个地方。

    第二天，春儿又晕倒了。我只好让她呆在宿舍里。我去找工头，说她干不了了，要辞工。工头说好啊，可是你这样炒我们鱿鱼，我们不能付她全额工资。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工头说这是规矩。他七除八扣，总有他的道理，拿到钱的时候，我算了一下，等于加班的活全白干了，她只拿到了正常上班的工钱。

    我很生气。春儿拿着钱就哭。我又回工厂找那工头讲道理。他说没道理好讲，这是规定。我火了，跟他吵了起来。我说你们不是不缺人吗？你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人，有什么损失？他说他必须为培训工人付出代价。

    我说不行，我们拚死拚活，拿的钱太少。

    他笑了，说，你们这些农村人怎么还不知足，你们在家赚多少钱？中国什么都贵，就是力气不贵，人不贵，明白吗？我们给你这些钱还是可怜你们了。

    他让我滚出去。我说你们太不讲理。他说这里不讲道理，只讲法则。他叫了保安要撵我出去，用手狠狠推我。我和保安打了起来，两个保安都被我撂倒在地上。我对工头说，我不想打人，求你多给我们一点工钱，因为我们是干了活的。他说扣除了各项应扣除的款项就剩这么多钱。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扣款，我只认我们干了多少天，就要拿多少钱。工头开始大骂我，在保安的帮助下，他用手推我，我倒在地上。他把脚踩在我身上，让我滚蛋。我和他扭打起来。

    我终于忍不住了，揍了他几拳。马上有更多的拳头落到我身上。我被他们拖到一间黑屋子里，那屋子没有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有几个人进来，给我穿了一件像薄羽绒服一样的东西，然后拳头就像雨点一样落到我身上，我痛得满地打滚，哇哇大叫。我觉得打到我身上的还有皮鞋和棍子。打我的太约有七八个人，全都看不到脸。

    他们问我还要不要工钱。我说要。他们又开始打我，我痛得好像骨头一根一根断了。他们打累了，又问我，敢不敢打工头，我说，不是我要打他，我只是来讨工钱。他们说，看来你很经打。又开始打我。这回把我扔来扔去，我在墙上撞来撞去。我昏过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拖到了操场上。这是一个废弃的操场。那几个人脱掉了我的羽绒服，察看我身上有没有伤口。我这才知道他们给我穿羽绒服的原因，是为了打我的时候不在我的身上留下伤痕。他们很成功，我的身上没有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