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跟奶妈顺嫂回上海，我爹我妈他们在南京还没有来，我就跟着顺嫂在上海近郊的虹桥镇住了下来，那儿的住户大多数是耕田的人家，也有少数是常跑上海办货做生意的，不管他们干那一行，家里总不愁柴火烧，白米饭吃；因为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春天来了，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真是“遍地黄金”。

    算来算去，虹桥镇一带最有钱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金家。这是顺嫂告诉我的，她讲，金家要是没有几百亩田，无论怎样也撑不下他们家那种排场。顺嫂的交际手腕很有两下，我们才住下来几天，她就跟金家上上下下混得烂熟了，当她带着我向他们家里直闯而入时，就连那条看门的狼狗也不会叫一下。

    金家的房子很大，是一所两进头的旧式平房，前面一个大天井，种了些合抱的榆树。进门不远，是一间大厅堂，大约摆得下十来桌酒席，里面的家具一律是乌亮的梭枝木做的，四张八仙方桌，桌面中间都嵌了带青斑的大理石，夏天摸着浸凉浸凉的舒服得很。厅堂四壁上挂满了字画，茶几上也陈设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盆景古玩，十分好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伸手去弄一下，顺嫂一看见就急得赶忙拉住我，咬牙切齿的低声说：

    “容哥儿，我的小祖宗，我跟你作揖，请你不要乱摸乱搞好不好？打坏了他们的东西，咱们可是赔不起啊！”

    我们常去金家玩，所以对于他们家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金家一共两房，因为金大先生常在上海住，所以田务家事都由二房管理。金家的人差不多都是看金二奶奶的眼色行事的，连金二先生也包括在内。金二奶奶是一位极端精明的管家婆，嘴尖心辣，又得金大先生的信赖，只要她喝一声，金家那班下人，就连那个最是好吃懒做的小丫头阿红，也不敢怠慢半分儿，可是金二奶奶很买顺嫂的账，大概是因为顺嫂的针线活儿实在与众不同，三天两天金二奶奶总要差人来叫顺嫂去帮她扎些花儿。金二奶奶对我也另眼相看，这准是看在她宝贝儿子小虎子份上。小虎子与我有缘，我们这一对十来岁的孩子才认识几天，可是却像是从小就在一块儿似的。小虎子也是一个捣精捣怪的人物，什么话都肯跟我讲，他说：他不怕他的爹，他的爹是个不管事的烂好人，可是讲到他的娘，他却把舌头一伸，贼头贼脑的朝左右看一看，再也不敢做声了。讲到他大伯，他就把大拇指一伸，哼道：“嘿！数一数二的好老！”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承认，我实在忘不了金大先生那高高的个子，那撮深黑整齐的小胡子，以及他要笑不笑时那满面的潇洒神态，而最使我忘不了的，却是他挂在胸前的那条大红领带，因为镇上系领带的还只有他一个人呢。小虎子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我只能相信他刚过三十五。

    说起来，金大奶奶应该是小虎子的伯娘，可是当我问起小虎子的时候，他就撇着嘴哼道：“去她的！她算是哪一门的伯娘？‘老太婆’算了。”

    真是奇怪得很，金家全家背地里都叫金大奶奶做老太婆；小虎子这样叫，金二奶奶这样叫，就连阿红端饭给大奶奶的时候，也阴阳怪气地嘟囔道：“这个‘老太婆’真讨厌！凭她那副酸像也配指使人？”

    金大奶奶很少出房门，有时我看见她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来倒杯茶，如果这时金二奶奶偏巧坐在客厅里，金大奶奶会马上慌慌张张绕过走廊缩回去。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金大奶奶上过桌子，差不多总是等金二奶奶他们吃完了，然后再由阿红胡乱盛些剩饭剩菜送进金大奶奶的小房间给她吃。可是更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金大先生从上海回来，从来不理金大奶奶，他们两人各住一房，金大先生房里很宽敞，家具陈设跟他的人一样漂亮，全是从上海搬来的；而金大奶奶的那一间却简陋得很，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昏暗，进大门之后，要绕老大一截路才找得到，我不大去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