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意思，才不是文盲。” 大家都愣了，疑惑起来，说： “这才怪了!扫盲班就是识字班嘛。识了字，就不是文盲了嘛。我们还不都是知识青年?”我想一想，说： “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老黑听的这个，有道理，但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分着讲。”老黑说： “当然了，那广播是英国的中文台，讲得好清楚。”大家笑起来，来娣把手指逼到老黑的眼前，叫： “老黑，你听敌台，我去领导那里揭发你!”老黑也叫起来： “哈，你告嘛!支书还不是听?国家的事，百姓还不知道，人家马上就说了。林秃子死在温都尔汗，支书当天就在耳机子里听到了，瘟头瘟脑地好几天，不肯相信。中央宣布了，他还很得意，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其实大家也早知道了，只是不敢说，来娣，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哪里来的?还不是你每天从敌台学来的!什么甲壳虫，什么埃巴，什么雷侬，乱七八糟，你多得很!”来娣夹了一口菜，嚼着说： “中央台不清楚嘛，谁叫咱们在天边地角呢。告诉你，老黑，中央台就是有杂音，我也每天还是听。”老黑说： “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 “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 “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饭菜吃完，都微微有些冒汗。来娣用脸盆将碗筷收拾了拿去洗，桌上的残余扫了丢出门外，鸡、猪、狗聚来挤吃。大家都站到门外，望望四面大山，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将余渣咽净。我看看忙碌的猪狗，嘴脸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觉笑了，说： “山中方七日，学校已千年。我还以为过了多少日子呢。”正说着，支书远远过来，望见我，将手背在屁股上，笑着问： “回来了?书教得还好?”我说： “挺好。”支书近到眼前，接了老黑递的烟，点着，蹲下，将烟吐给一只狗。那狗打了一个喷嚏，摇摇尾巴走开。支书说： “老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学生们可闹?”我说： “闹不到哪里去。”支书说： “听说你教的是初三，不得了!那小学毕业，在以前就是秀才；初中，就是举人；高中，大约就是状元了。举人不得了，在老辈子，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声望，巴结得很。你教举人，不得了。”我笑了，说：“你的儿子将来也要念到举人。”支书脸上放出光来，说： “唉，哪里有举人的水平。老辈子的举人要考呢。现在的学生也不考，随便就念，到了岁数，回到队上干活，识字就得。我那儿子，写封信给内地老家，三天就回信了，我叫儿子念给我，结结巴巴地他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娣正端了碗筷回来，听见了，说： “又在说你那封信，也不怕臊人。”支书笑眯眯地不说话，只抽烟。来娣对了我们说： “支书请到我，说叫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我看来看去不对头，就问支书： ‘你是谁的爷公?’支书说： ‘我还做不到爷公。’我说： ‘这是写给爷公的。’弄来弄去，原来是他儿子写的那封信退回来了，还假模假式地当收信念。收信地址嘛，写在了下面，寄信的地址嘛，写在了上面。狗爬一样的字，认都认不清；读来读去，把舌头都咬了。”大家都哄笑起来，支书也笑起来，很快活的样子，说： “唉，说不得，说不得。”我在队里转来转去，耍了一天，将晚饭吃了，便

    要回去。老黑说： “今夜在我这儿睡，明天一早去。”我说： “还是回去吧。回去准备准备，一早上课，从从容容的好。”老黑说也好，便送我上路。我反留住他，说常回来耍，自己一个人慢慢回去。老黑便只送到队外，摇摇手回去了。

    天色正是将晚，却有红红的一条云在天上傍近山尖。林子中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