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 “‘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

    待吸完了水烟，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掸着一双粗手，又擤擤鼻子，说： “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我望望支书，点点头。支书又说： “你是个人才。”我吓了一跳，以为支书在调理我，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就笑着说： “支书开我的玩笑。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只管派吧，我用得上心。”支书说： “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到了学校，要好好于，不能辜负了。我家老三你认得，书念得吃力，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闹了就打，不怕的，告诉我，我也打。”说着就递过一张纸来，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下面有一个大红油戳，证明不是假的。

    我很高兴，离了支书屋里，回宿舍打点铺盖。同屋的老黑，正盘腿在床上挑脚底的刺，见我叠被卷褥子，并不理会，等到看我用绳捆行李，才伸脖子问：“搞哪样名堂?”我稳住气，轻描淡写了一番。老黑一下蹦到地上，一边往上提着裤子，一边嚷： “我日你先人!怎么会让你去教书?”我说： “我怎么知道?上边来了通知，写得明白。难道咱们队还有哪个和我重名重姓?”老黑趿拉上两只鞋，拍着屁股出去了。

    一会儿，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都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个龟儿时来运转，苦出头了，美美地教娃娃认字，风吹日晒总在屋顶下。又说我是蔫土匪，逼我说使了什么好处打通关节，调到学校去吃粮。我很坦然，说大家尽可以去学校打听，我若使了半点好处，我是——我刚想用上队里的公骂，想想毕竟是要教书了，嘴不好再野，就含糊一下。

    大家都说，谁要去查你，只是去了不要忘了大家，将来开会、看电影路过学校，也有个落脚之地。我说当然。

    老黑说： “锄头、砍刀留给我吧，你用不着了。”我很舍不得，嘴里说： “谁说用不着了?听说学校每星期也要劳动呢。”老黑说： “那种劳动，糊弄鸡巴。”我说： “锄你先拿着，刀不能给。若是学校还要用锄，我就来讨。”老黑很不以为然，又说：“明天报到，你今天打什么行李?想快离了我们?再睡一夜明天我送你去。”我也好笑，觉得有点儿太那个，就拆了行李，慢慢收拾。大家仍围了说笑，感叹着我中学上了四年，毕竟不一样。

    当晚，几个平时要好的知青，各弄了一些菜，提一瓶酒，闹闹嚷嚷地喝，一时我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人物，好像我要去驻联合国，要上月球。要吃香的喝辣的了。

    喝了几口包谷酒，心里觉得有些恋恋的，就说：“我虽去教书，可将来大家有什么求我，我不会忘了朋友。再说将来大家结婚有了小娃，少不了要在我手上识字，我也不会辜负了大家的娃娃。”大家都说当然。虽然都是知青，识了字的来抡锄，可将来娃娃们还是要识字，不能瞎着眼接着抡锄。

    在队里做饭的来娣，也进屋来摸着坐下，眼睛有情有意地望着我，说： “还真舍不得呢!”大家就笑她，说她见别人吃学校的粮了，就来叙感情，怕是想调学校去做饭了。来娣就叉开两条肥腿，双手支在腰上，头一摆，喝道： “别以为老娘只会烧火，我会唱歌呢。我识得简谱，怎么就不可以去学校教音乐?‘老杆儿””我因为瘦，所以落得这么个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