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堡子到县城得走八十里路，我们要去的县城归陕西管，从狗娃山走，只有五十里，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我们去得多一些，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归它管，平常我们说“我们县”指的就是它。它也是清剿我们的保安团所在的县城，红鼻子就是这个县保安团的团长。从张家堡子走就比较远了，一路都是山道，正是初夏草木繁茂的季节，我跟奶奶行走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山道几乎被两边的黄杨、茴菜、槲木、刺槐还有野山梨、野山杏、酸枣刺种种草本、木本植物的绿荫遮蔽得不透阳光，也不通风，走了一阵子就觉得十分气闷，草丛、树木的枝叶间不时有唧唧啾啾的鸟叫，还有哄哄闹闹嚷成一片的蝉鸣，更加让人觉得燥热难当。来到山梁上，迎面吹来一阵清风，顿时让人觉得清爽舒畅到了极点，朝山下望去，满目苍翠，氲霭缥缈，恍若仙境。近处的山峦巍峨耸立，远处的山峦波涛起伏，让人顿时心旷神怡起来。

    奶奶从驴上翻滚下来，在路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招呼我也歇歇。奶奶装成了一个农村老妇，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把从花花她奶奶那儿借来的头巾包在脑袋上，脸上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黄蜡蜡地显得年龄大了许多。身上是农村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常穿的黑布大襟褂子，衣襟上还补了一块补丁，裤子是大裆裤，脚脖子上缠着绑腿，裤腿活像一个倒放着扎上了嘴的面口袋。我装成了她的孙子，脑袋瓜子剃成秃瓢，后脑勺上留了一撮气死毛，身上是我平常穿的衣裳，跟农村娃娃也没什么区别。好在我叫她奶奶已经叫顺了口，不用担心说话漏了嘴。最可笑的是我们那条驴，那条驴是抢郝五斤老爷子的，我跟花花就把它叫郝五斤，它竟然已经习惯了，知道那就是它的名字，每次我们一叫“郝五斤”它就跑过来用驴脑袋蹭我们。山里的苜蓿草把它养得又肥又壮，奶奶说当时倒没有看出来，这是一条好走驴。

    奶奶从随身带的筐筐里掏出干粮，我们带的干粮是石头馍馍。石头馍馍并不是石头做的，而是杂粮跟白面和在一起，里面掺上花椒叶跟盐，擀成薄饼，然后把石头蛋烧烫，用滚烫的石头蛋把饼烤熟。由于是用石头蛋烤熟的饼，这种饼就坑坑洼洼、硬邦邦的，非常耐放，除了有点硬但非常好吃。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农民，外出带干粮的时候一般都带这种石头馍馍，如果是财东，带的石头馍馍就是白面的。我跟奶奶一人捏了一块石头馍馍啃了起来，奶奶拿出随身带的葫芦，里面装的是清水，如果我们噎住了，就喝两口水把馍馍冲下去，这种馍馍太干了。

    奶奶吃好了，抹抹沾着馍馍渣子的嘴，对我许诺：“狗娃子，进了城奶奶领你下馆子吃臊子面去，再给你要上半斤猪头肉。”

    我顿时激动起来，臊子面是用红萝卜、绿萝卜、豆腐丁、肉臊子、黄花、木耳等炒成“臊子”，再用臊子烩成汤，把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面条用这香味扑鼻的臊子汤泡到碗里，汤里再撒上青翠的香菜、绿油油的葱末儿，拌上油泼辣子，不用吃，光是看看这面这汤的颜色，闻闻这面这汤的味道，就能把人香得忘记了自己姓啥。臊子面虽然稀罕，可是终究偶尔还能吃到，一般农户家里只要想吃，攒足了劲也能做上一碗解解馋。猪头肉可就不同了，那东西可是难得吃上的稀罕物，一头猪只有一个头，哪有那么多的猪头让人吃？记得上一次品尝猪头肉还是跟大掌柜灭了吃人贼以后，途经县城的时候大掌柜给跟随的伙计们每人要了一大碗猪头肉，每人一大碗烧酒，那天我吃了许多猪头肉，大掌柜光喝酒，没吃多少，他那一份也让我吃了。吃过那一回猪头肉，多少天我都舍不得擦嘴洗脸，有事没事总爱伸出舌头在嘴唇上舔一舔。后来这个毛病让奶奶给治了，她说那是狗才做的动作，人没事哪能把舌头往外头伸呢。我顶撞她：“你吃了饭还伸着舌头舔碗呢。”她说那不一样，舔碗是为了不浪费，舔嘴就是穷鬼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