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摩天大楼耸立在眼前，光线从它们的肋骨间透出，

    看到从哈来姆到炮台公园的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

    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

    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

    看到人流涌出剧院，我隐约想到，

    不知我的妻子怎样了。

    ——亨利·米勒

    下午3点半，绿蒂里面空无人影。一缕阳光透过人行道上的梧桐叶照进来，四周的空气里有暗尘浮动，书架上的时尚杂志和唱机里的爵士乐都有种奇怪的阴影，仿佛从30年代残存到现在，一堆声色犬马的残骸。

    我站在吧台后面无所事事。没生意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闷的。

    领班老杨在里面的小房间打瞌睡，他作为老板的亲戚兼心腹日夜驻守在这店里，管着账，也管着我们几个服务生。

    我的搭档蜘蛛趁着这空当儿溜到街角转弯处的电脑商行，去淘一些便宜的小配件。

    他是个一心一意要做超级黑客的问题少年，算我的半个校友，有150的智商，却没能读完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课程，原因是多次攻击上海热线，并且用疯子般的机智盗用别人的账户在互联网上神游。

    我和他，一个曾经前途无量的记者和一个名震一方的电脑杀手，时过境迁，在咖啡馆做侍者，这不能不说是生活的喜剧性之一。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角色，却交织成一个青春之梦的漩涡的涡心。工业时代的文明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感染了点点锈斑，身体生锈了，精神也没有得救。

    我开始摆弄一大瓶养在水里的白色香水百合，手指和那些白色妩媚的花瓣缠绕在一起，分外温柔。爱花的天性使我变成不能免俗的女人，但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在镜子里的脸比作一朵有毒的花，并在我那一鸣惊人的小说里尽情泄露关于暴力，优雅、色情、狂喜、谜语、机器、权力、死亡、人类的真相。

    那架老式的转盘电话机用刺耳的声音响起来，是天天打来的。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能收到他的一个电话，恰好是我们对各自所呆的地方感到厌倦的时候。他迫切而又煞有介事地说：“老时间，老地点，我等你一起吃晚饭。”

    黄昏的时候，我脱下那身作为工作服的丝绸短袄和迷你裙，换上自己的紧身衫裤，提着手袋步履轻松地走出咖啡馆。

    这时华灯初上，商店的霓虹像碎金一样闪烁。我走在坚硬而宽阔的马路上，与身边穿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群车流相互融合，恍若人间爆炸的星河。城市最动人的时分降临了。

    棉花餐馆位于淮海路复兴路口，这个地段相当于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远远望去，那幢法式的两层建筑散发着不张扬的优越感，进进出出的都是长着下流眼珠儿的老外和单薄而闪光的亚裔美女。那蓝荧荧的灯光招牌活像亨利·米勒笔下所形容的“杨梅大疮”。正是因为喜欢这个刻薄而智慧的比喻（亨利写了，穷而放纵，活了89岁，一共有过5个妻子，一直被我视为精神上的父亲），我和天天经常光顾此地。

    推开门，转头四望，看到天天在一个舒适的角落向我举手示意。令我猛吃一惊的是，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时髦女郎，戴着一眼就能认出然而又动人心魄的假发，穿黑色闪光面料的吊带装，小小的脸上金粉银粉搽了一大把，仿佛刚从匪夷所思的火星旅行回来，带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冲击力。

    “这是马当娜，我的小学同学，”天天指一指那奇怪的女孩，惟恐不能引起我的足够重视，补充说，“她也是我在上海几年里惟一的朋友。”然后对那女孩介绍我，“这是倪可，我的女朋友。”说完他自然而然地拉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我们互相点头微笑，因为都做了小蝴蝶般纯洁的天天的朋友，也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