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在这里挣钱，在这里老去。

    我们都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日子，吃普通人的饭，穿普通人的衣，坐普通人的车，说普通话，喝普通燕京。

    北京装载着我们，也装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悲欢。

    我已经到了二十多岁的尾巴，即将而立，但我不知道拿什么立。

    青春还没全走，给我剩了点儿。我还想着利用这点儿残存的青春，实现点儿人生价值，找寻一下生活的意义。

    但张超凡常说：“人生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无非是上班下班吃喝拉撒买菜做饭这点事儿，要是有人非说人生得有意义的话，我看就是他故意不想好好过日子！”

    很多年前，我认为他在扯淡。现在，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

    2008年的夏天。又一个夏天到来了，和周舟分手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人们常说，时间是试纸，除了测不出糖尿病，它能辨真伪，识善恶，让你忘记过去，但和周舟的很多事情在我脑子里依然清晰可见，甭管时间怎么流逝。因为有些事情压根儿就无法忘记。

    蓦然回首，一切像一场刚刚结束的梦。

    青春爱做梦，但曾经的梦和结束了的这场梦迥然不同。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更认为是偶然决定命运。

    某次考试哪怕一道题，就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某次邂逅哪怕一秒钟，就能左右我们的命运。

    某次相识哪怕一个人，就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当然，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个炸弹、一瓶汽油，这些都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过去，我们往前看，看不见现在。

    现在，我们往后看，全他妈偶然。

    一切从偶然开始，以偶然结束。

    三年过去了，这一千多天里发生了太多事儿，很多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为了能讲述得更客观、更具体，我决定用第三人称来讲述。这样，将有更多人的故事呈现在这里。

    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那天晚上，邱飞和杨阳、马杰、张超凡，四人坐在杨阳的办公室里感叹着青春和生活。桌上已经一片狼藉，啤酒瓶盖儿散落在数个一次性餐盒中间，餐盒里的菜都吃得差不多了，老醋花生里还泡着几个中南海烟头。一个雪碧盖儿混迹在啤酒盖儿里，这是张超凡的，他不喝酒，端着一杯雪碧，坐在桌子的一侧，其余三人守着各自的啤酒，分坐桌子的另三面。

    桌子是杨阳的老板桌，只有上面的一台传真机看着跟办公有关，要没它，这张桌子看起来跟学校食堂的桌子没什么两样，一样油脂麻花的，就是小了一圈。

    杨阳一年前中文系毕业后，去了广告公司，干了一段时间策划，每天撰写广告和专题片的文案，隔三差五还能分到几集电视剧写，那些经他手的文字，陆续变成上千万的影视产品，而他的工资仍然是几千块，无论写多少，都拿这些钱，而且电视剧还不给他署名。杨阳去找老板说理，要拿提成，老板说可以，那就没有底薪了。杨阳算了算，提成按公司的标准，可以拿百分之五，他每年为公司写出一千万的活儿，能拿五十万，于是和老板签了补充工作协议，以后不要一分钱底薪，光拿提成。签完后，杨阳说：“反正在哪儿都是写，以后我就在家写了，有活儿就发给我，开策划会就叫我过来。”

    老板说：“行。”

    在家待了半个月，杨阳没收到一件公司发来的活儿，也没接到叫他过去开会的电话，便坐不住了，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儿。老板说：“我这的活儿那些拿底薪的人写得过来，等写不过来了再麻烦你。”

    杨阳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挂了电话，没骂人。他说自己成熟了，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