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您说对吗？”

    “厂长，”工会主席忙说，“您放心，作为厂领导和工人的中介，我会有分寸的。”

    “分寸没有用，”王贵林摆了摆手，“公正才最有用，你把心放在一个‘公’字上，你就能做好这个事。”

    工会主席默默点头，气氛陡然沉重起来。王贵林笑道：“徐总，你们开始吧。”

    徐亮点点头，打开了电脑。他的介绍清楚明晰，逻辑极为缜密。乔莉一边听一边记，这个方案，果然和当初从周雄那里了解的差不多，它十分强调工厂的稳定以及工人的利益，一方面成立两个子公司，把盈利的部分归入一家，把亏损的部分归入另外一家；另一方面成立集团母公司，把部分债务和非主业推向社会的一部分继续承担下来，然后再把好的子公司拿出来，盘活上市，为整个集团争取大量资金，用以运营和周转。

    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将近中午，王贵林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王厂长，”一位党组成员说，“这个方案虽然好，可是将来的集团，负担还是特别重，国家既然让我们改制，就是希望我们能轻装上阵，以全新的面貌来经营好国企，让企业真正在市场上有竞争力，虽然说子公司上市能弄到钱，可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借这次机会推出去，将来还是有很大的麻烦。”

    “是啊，”另一个人说，“这个方案短时间是解决了问题，长期呢？虽然现在是把工人推向了社会，可社会有社保，并不是不顾工人的死活，这也是合理的。”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纪委书记说，“我们虽然保证了工人一部分的利益，但无形当中，我们也阻碍了工人走向市场的道路。前几年，有些工人办理了停薪留职，工厂的钱是拿不到了，可现在怎么样？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发家致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不能再让工人们一直停在原来的老观念上踏步了。”

    王贵林看了看工会主席，林东说：“这倒是事实，不过，也有不少工人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又回到厂里。如果工人们在社会上没有能力，厂里又不再接手他们，他们真的没什么活路。”

    几个班子成员都没接话。坐在一旁的方卫军说：“林主席这话也有道理，以前跟我的小舒，挺聪明的一个人，自己跑出去开公司，没闯出来，欠了很多债，最后跳楼死了，家里的孩子只有四岁，真可怜！”

    乔莉与陆帆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乔莉一直在国内，又长在机关，感觉并不突兀，只是觉得沉重。陆帆对这一切非常陌生。这种非商业的内容，涉及道德与社会责任，还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种种困难，他突然觉得这间会议室里讨论的内容，和他在北京赛思中国的日常工作，就像两个世界，可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同一段时间。他看了王贵林一眼。王贵林的表情十分沉重，他对徐亮说：“徐总，您说说意见。”

    “几位老总说的都很有道理，改制本来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如果改得太快，把所有的负担都扔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工人们的情绪、社会的安定等等，”徐亮慢慢地说，“但是不改，也确实不行！像刚才几位领导说的，不仅对企业不好，对工人们走向市场也不好。我们这个方案虽然把推向社会的问题保留到了集团公司，但也有好处，一来可以平稳过渡；二来到了集团公司之后，还可以实行新的办法，比如一些愿意去创业的工人，可以通过一些手续，让他们尝试和社会接轨，举办一些就业培训等等，甚至可以延伸出一些产业，进行内部消化，比如家政、维修。渐变总比一次变到底要稳妥。”

    乔莉暗暗点头，陆帆却暗暗吃惊。话是没有错，可摊子到底有多大？靠一家子公司上市融来的资金，又能背多久？到时候是彻底的市场化运作，如果在市场中集体死亡